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关于防卫过当行为的认定,理论界的相关研究并不完善,同时,近几年发生的防卫案件也揭示了防卫过当行为的司法认定存在不合理之处。从宏观上来说,将法益衡量说作为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为防卫过当的司法认定中存在的唯结果论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学界基本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的情况下,司法工作人员应当首先明确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是保护原则和法确证原则,并以此为指导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行为性质认定。具体而言,在司法实务中,防卫过当行为的认定主要在不法侵害的认定、防卫限度的判断以及特别防卫的理解和适用这三方面存在问题。首先,不法侵害的认定,在明确不法侵害的含义和范围的前提下,应当以行为是否同时具备违法性、危害性、紧迫性和可制止性四个特点来认定是否存在不法侵害,由此得出轻伤害行为能够成立不法侵害。其次,防卫限度的判断。防卫限度由行为和结果限度两部分组成,防卫行为只有在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均超过限度,才能被认定为超过防卫限度,在法律条文中表述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造成重大损害”。是否超过行为限度,应当采用必要说的观点,将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实际需要当做行为限度的判断标准。而是否超过结果限度,即“重大损害”的认定,应当同时符合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否导致不法侵害人死亡或者重伤,另一方面,防卫行为产生的损害结果是否明显重于不法侵害行为可能会产生的损害结果,具体可以将单纯实施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伤害行为依法对应的刑事责任和实施造成重大损害结果的与不法侵害类似的行为依法对应的刑事责任两者进行比较。最后,关于特别防卫的理解和适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刑法》规定的特别防卫的内容中,“行凶”的含义应当理解为一种具有概括性目的的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性犯罪行为,并且“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应当理解为犯罪行为,而不是特指的具体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