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制度更加成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十四五”期间我国“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当前,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前提下,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在实践层面推动党在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着力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着力提高党员干部治理能力,着力引导包括市场化力量和社会化力量在内的多种力量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着力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积极引进网络信息等技术支撑基层社会治理。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调适过程,体现为多方利益、多元价值、多种资源、多方行动者在基层社会汇集,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近年来,以数字互联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契机,全国各地党委政府大力推进各种基层服务管理平台建设,由此推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平台化渐成趋势,确保基层社会既有秩序又有活力。平台化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秩序与活力长期调适的客观产物,是党对基层社会“再组织化”背景下平衡秩序与活力之间张力的必然选择,是信息化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遇。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新趋势,平台化治理本身具有巨大的实践空间和研究价值,但与丰富的实践相比,学界在理论方面还缺乏相应的理论提炼。本文意在打破理论迟滞于实践的现状,对平台化治理如何克服基层社会秩序与活力的张力问题,对平台化治理能否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趋势相融合,以及如何实现融合等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论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首先提出本文的问题导向,其次是梳理学界对选题的相关研究现状,再者是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最后是介绍本文的研究创新与不足。正文分为五章,分别是:第一章是讨论基层社会平台化治理的基本问题。一是对平台、基层社会治理平台、平台化治理的概念作出辨析;二是结合基层的实践创新经验,分析、归纳基层社会治理平台的基本特征与实践类型;三是阐释党的领导与基层社会平台化治理的逻辑关系;四是简要梳理与基层社会平台化治理相关的基本理论,主要围绕基层民主与公共空间理论、信息化社会与技术治理理论等展开。第二章是从组织化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通过党建工作、特别是基层党建工作引领基层社会变迁的历史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局部执政环境下对基层社会进行组织化改造,取得了组织社会、动员群众的基本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党继续用“组织起来”的方式,依靠单位制、街居制、人民公社等基本制度,塑造了高度组织化的基层社会格局,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稳定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基础;但是,在这种党通过科层化组织实现“党、国家、社会”几乎重叠的社会格局下也有诸多治理实践问题,譬如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过度组织化使基层社会有秩序而乏活力等等。第三章是聚焦于改革开放背景下,探讨基层社会治理平台出现与基层社会“再组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首先,简要梳理了改革开放后基层社会“去组织化”过程及其暴露的治理问题,特别是基层社会活力竞相迸发而秩序逐渐紊乱的症结。其次,考察此间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践限度,认为实现基层自治需要更系统的制度环境支持。再者,梳理了进入新世纪后,基层社会逐步转入“再组织化”态势,包括期间对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持续调适和一系列基层社会组织再造的实践举措。最后,简要探讨平台化治理具有平衡基层社会秩序与活力的张力的潜能。第四章是基于基层的实践创新案例的研究,从宏观层面探讨面向基层社会平台化治理的结构转型问题。一者从理论上来讲,从平台转向平台化治理模式,既需要转变治理思维也需要推动平台化与再组织化的行动融合,才能实现从思想到行动的全方位转变。二者从基层实践创新来看,面向基层社会平台化治理的结构性调适,需要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社会平台化治理体系。第五章是基于基层的实践创新案例的研究,从微观层面探讨基层社会平台化治理的新机制与新载体问题。通过结合基层的实践创新案例,深入考察基层如何以平台为载体创新治理机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从中总结出基层社会在平台化治理实践中的共性经验与规律。最后是基于全文的研究,系统阐述今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平台建设与监管问题。结语部分,重申平台化治理是确保新时代农村和城市社区党的基层组织全面领导隶属于本村、本社区一切组织和一切工作前提下,从科学化机制层面防止党的全面领导等同于党的全面管理,确保基层社会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治理模式。平台化治理在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