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月,汪伪政府统一了沦陷区以民间组织为名义的诸多东亚联盟团体,并将合并而成的东亚联盟运动称为伪“国民党”领导的“国民运动”,南京地区的东亚联盟协会转而成为东亚联盟运动下的南京分会。4月,南京分会的《新动向》以“指导青年思想与行动”的名义创刊,成为汪伪东亚联盟运动内惟一以沦陷区青年为对象的刊物。本文的论述由此展开。1941年的东亚联盟运动如火如荼,《新动向》也因势进入火热的宣传之中。创刊之初的《新动向》首先构建东亚联盟运动与青年之间的紧密关系,关注沦陷区青年的生活、学习及工作等方面的问题,以排解沦陷区广泛的苦闷情愫。试图“拉近”与青年间距离的同时,引入德意日的青年训练经验,以备控制沦陷区青年群体。1942年前后,新国民运动以精神与物质建设共存的“国民运动”形象出现,与东亚联盟这一“国民运动”之间关系模糊,分工不明。新国民运动开展之后,东亚联盟的运动声势逐渐低沉,《新动向》转而参与到为新国民运动造势的舆论宣传之中。同年7月汪伪将两运动的关系进行“一内一外”的厘定,将东亚联盟运动定性为“对外之团结”。但这一定义看似明确,实则仍旧模糊。以《新动向》的视角来看,东亚联盟运动虽不以“国民运动”为名,却行“国民运动”之实。两运动最终未能实现一元化,反而增添了汪伪集结民心的难度。把握五四运动的纪念权,是汪伪政权笼络青年的重要方式之一。《新动向》与沦陷区广泛的舆论群体共同炮制了这一五四纪念活动。1939年大民会以“救国不当,亡国有余”为题拉开五四纪念的帷幕,汪伪还都后这一纪念逐渐升温,将五四所涵盖的政治符号进行剥离、添新与重塑。1942年纪念遭遇爆冷,1943年汪伪转而切断“青年节”与“五四”之间的关联,赋予青年节新的内涵,这一做法不仅暗示伪政权对五四话语权的放弃,对五四纪念符号争夺的失败,也体现《新动向》对沦陷区青年控制之难。纵观《新动向》的整个生命历程,作为一份自1941年坚持至战争结束的刊物,《新动向》不仅是呈现汪伪青年宣传这一过程的极佳映射,同时也重现了汪伪东亚联盟跌宕起伏的运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