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意义的“新学”一词首先在西方传教士中使用，后来被中国学者所接受。近代新学是与西学密切相关的、以救亡图强为直接目的的学术形态。近代新学存在着多种发展形态，洋务派将“新学”等同于与“旧学”（“中学”）相对的“西学”;康有为提倡“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开创了“即中即西”的后期新学形态。从洋务派新学到康有为新学，体现了近代新学由仿效西方到自我创新的发展过程。　　康有为的新学体系具有二重结构:一是以“民族自强”为中心而建立的初级层次的新学，内容包括“政治自强”、“物质救国”和“孔教存国”三个方面。“政治自强”是通过政治维新来扫除富强道路上的各种障碍;“物质救国”是通过发展“物质”来增强民族自立的能力;“孔教存国”是通过立“孔教”为“国教”，作为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二是以“人类大同”为目标而建立的高级层次的新学，内容包括“大同之学”、“仙佛之学”和“天游之学”三个方面。“大同之学”和“仙学”解决的是人类现世问题，“佛学”解决的是人类出世问题，“天游之学”把人视为“天人”而追求人类在宇宙中的自由。两个层次的新学相反相成，并行不悖。按照“三世说”的进化规律，在现实中只能以初级层次的新学为指导，高级层次的新学要等到中国实现“升平世”之后才能发挥其指导价值。因此，康有为在现实中极力推行他的初级层次的新学，而反对过早地将他的高级层次的新学付诸实施。　　康有为新学的构建，是以“孔学”、“宋明学”、“佛学”为“体”，以“诸子学”、“史学”和“西学”为“用”的，这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有所不同。康有为新学是中国近代经世实学发展的新形态，是“即学即教”的新儒学，是“务实尚利”、“开放兼容”、“六经注我”的岭南文化精神的体现。康有为新学产生后，对戊戌维新的实践、五四反传统运动和现代新儒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