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繁荣提供了适宜的地理环境，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然而黄河在中下游地区频繁改道，洪水灾害不断，给下游地区人民的生活带来无数灾难，严重阻碍了中华文明的演进。三杨庄汉代遗址地处黄河故道，其地层剖面包含多次洪水沉积和古土壤沉积，沉积序列较为连续，时间跨度从更新世末期至今，为了解该地区1万多年以来的自然环境演化过程，探索黄河下游地区的洪水事件与古人类文明进程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本研究在三杨庄汉代遗址附近选取了一个由5个洪积层和5个古土壤层组成的典型剖面，利用孢粉和炭屑分析，并结合AMS14C测年结果，恢复了本地区全新世以来的气候和植被演化过程以及人类活动情况。在此基础上，综合其它方面的研究资料，试图探求该地区古洪水事件成因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并揭示该地区全新世以来的农业活动情况。三杨庄剖面的孢粉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全新世以来的植被和气候变化主要包括以下3个阶段：（1）10200～7200cal a B.P.期间，三杨庄地区的植被覆盖度较低，为以松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和草地景观，气候温湿；（2）7200～6700cal a B.P.期间，植被覆盖度增加，阔叶树和水生植物花粉含量较高，表明气温和降水有所升高，进入全新世大暖期；（3）4500～2000cal a B.P.期间，云杉花粉出现频次和含量增加，后期藜科和麻黄属花粉含量增加，表明气候向温干趋势发展，但总体仍比较暖湿。三杨庄剖面炭屑分析结果表明，10200～7200cal a B.P.期间，炭屑浓度普遍偏低，说明火灾发生频率和强度较低，人类活动强度较弱；7200～6700cal a B.P.期间炭屑浓度出现峰值，气候相对干燥；6700～4500cal a B.P.期间，炭屑浓度普遍较高但变化较小，反映了当时繁茂的植被和温暖湿润的气候，后期炭屑浓度骤增与人类农业活动有关；4500～2300cal a B.P.期间，炭屑浓度总体偏低，粗粒炭屑浓度出现两次明显的峰值，可能与干旱事件有关；2300～2000cal a B.P.期间，周边出现居民点，炭屑浓度普遍偏高与人类用火有关。剖面沉积特征表明，三杨庄5个洪积层成因不尽相同，洪积层I和洪积层III可能由较大的洪水沉积形成，成因与当时气候向冷湿突变有关；洪积层II由较小规模洪水沉积形成，虽然全新世大暖期降水较多，但地表植被发育，不易形成较大规模洪水；洪积层IV由多次季节性洪水沉积形成，洪积层V由汉代洪水期的漫流形成，这两个洪积层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三杨庄全新世以来的洪水事件与本区及周边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转型（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新石器文化向华夏文明过渡、考古遗址的分布以及西汉末期社会动荡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洪水对花粉的分选作用、花粉来源范围以及人类活动强度等方面的不同，三杨庄剖面的洪积层和古土壤层的孢粉组合差异主要体现在木本植物花粉（松属为主）含量上，即洪积层中木本植物花粉含量普遍高于临近的古土壤层。中全新世晚期以来在毁林开荒等人类活动干扰下，洪积层中和古土壤层中木本植物花粉含量的差距更为明显。因而依据孢粉组合也能较好地划分本区沉积地层中的洪积层和古土壤层，但能否区分其它洪泛平原地区的地层，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三杨庄剖面的孢粉记录显示，该区全新世早期的地层中发现有人工禾本科花粉，说明全新世早期本区可能已经有古人类从事早期的农业活动。中全新世晚期的古耕地层是本区存在农业活动最直接的证据，古耕地层中草本植物花粉和中华卷柏孢子含量升高，炭屑浓度出现最高值，则表明这一时期古人类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战国古耕地层发现有明显的犁耕痕迹，反映了战国时期农业技术较为发达，铁制的农耕用具已应用于农业活动中。两汉时期我国古代农业较为发达，但相应地层的人工禾本科花粉较少，其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