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一篇称为“经”,是何人所为,具体始于何时,其被称“经”的含义又为何,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及文献阐述角度不同,历代对于《离骚》称“经”研究,始终都没有绝对可靠的证据来解决这一问题。然依据现有文献,最早有《离骚》称经记载的是王逸的《楚辞章句》,《离骚》称经并不是具体何人何时规定的。其有一个长期的约定俗成发展过程。基于这一看法,我们只能是从最早的文献记载去探讨相关问题。王逸的《楚辞章句》仍然是我们考察问题的出发点。基于王逸《楚辞章句》中有《离骚》称经的现象,有的楚辞研究者认为《楚辞》的编纂体例存在“经”“传”关系。然鉴于《离骚》称经是何人何时所为已至今无法达成共识。准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楚辞》编纂体例所存在的“经”“传”关系亦有再提出一谈的必要。认为至今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论证《楚辞》的编纂体例是“经”“传”关系的认识。王.逸.《.楚.辞.》.“.刘.向.集.”.说仍然是我们考察问题的出发点。关于《楚辞》的成书过程,有的学者认为今本王逸《楚辞章句》不是本来的面貌,《楚辞释文》的编次是古本《楚辞章句》的原貌。《楚辞》的成书存在着分阶段编辑的过程。刘向只是其中的编订者之一,从而怀疑王.逸.《.楚.辞.》.“.刘.向.集.”.说的可靠性。本章拟在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辨析基础上,针对怀疑刘向为《楚辞》的编订者观点,提出的粗浅看法,认为《楚辞释文》篇目次序乃《楚辞章句》的原始面貌及《楚辞》乃分阶段由不同时代不同作者附益成书的推论都没有坚实的证据证明其能成立。而据此推演出的“刘向纂辑《楚辞》十六卷本并不存在”进而否定王.逸.《.楚.辞.》.“.刘.向.集.”.这一传统认识及“《楚辞》编纂体例不统一”的看法都是没有说服力的。王.逸.《.楚.辞.》.“.刘.向.集.”.说仍然是我们考察问题的出发点。而据之以否认《楚辞》编纂体例的统一性未为得。朱熹《楚辞集注》增贾谊《吊屈原》《服鸟》二赋与删《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四篇汉人之作,大乱了《楚辞》之体,这是十分不当的。王夫之《楚辞通释》增江淹《爱远山》《山中楚辞》及删《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五篇汉人之作的做法及其断《招隐士》为“为淮南召致山谷潜伏之士”说,亦然。考朱、王两大学者之所以有是失盖因其为“文”所蔽而忽于究刘向编撰《楚辞》一书之体例所致。从目录学和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楚辞》中的汉人作品是《楚辞》这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潜意识中强化了屈原等创作的楚国的文辞,通过汉人的模拟的创作,使屈原等创作的楚国的文辞模式的影响扩大。若将汉人的拟作排除在外,“楚辞”名称的发展演变轨迹便模糊不清。文学史上的这批作品将无法正确归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