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在华生活45年,集传教士、政客、学者于一身。他一方面怀揣救世理想虔诚宣教,努力救灾,扶危助困,从事着也许可以理解的本职使命,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世俗事务,针砭时弊,顾问政局,宣传变法,办学育人,在晚清社会变局中风生水起。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李提摩太倡导“以学辅教”的文化适应路线,著书立说,西学东渐,积极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向中国输入了政治维新思想、经济图强理念和教育革新意识,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以学辅教”的“教”并未如期开花结果,而“学”却插柳成荫。尽管李提摩太西学著译中的“救国良策”有宗教化误释和殖民化误导,但总体上更有旁观者清的合理洞悉,对晚清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较深,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巨大。本文将综合运用历史学、翻译学、传播学和宗教学等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在资料收集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以著译文本细读和历史文化描述为主线,综合探讨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历史背景、阶段历程、成果状况、策略模式、语言特征、社会影响、本土回应和评价反思等方面的内容,力图重现这段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绍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历史背景。16世纪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基督新教提倡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支持对理性主义的尊重,实现了与近代科学的调和,同时以人本主义代替神本主义,更多关注社会问题,逐渐趋向世俗化。17世纪宗教复兴运动给新教注入了志愿精神和海外传教热情,众多传教士浮槎东来,其中自由派传教士为在异邦顺利传教而采取“以学辅教”的文化适应路线。另一方面,晚清中国外侮日亟,内患方深,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都在探寻不同的“救国良策”,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也置身其中,著书立说,对封建文化糟粕进行了批判,为中国未来出路建言献策。第二章梳理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阶段历程。针对中国民众在灾荒中暴露出来的愚昧无知,李提摩太来华早期多以实验和演讲的方式进行科学启蒙,又为根除灾荒而针砭时弊,撰写了《近事要务》和《富晋新规》。在主笔天津《时报》期间,李提摩太对《时报》进行改革,侧重介绍西技、西艺、西政,支持洋务运动,传播新学思想,鼓励向西方学习,后将其中主要文稿汇编成《时事新论》。主持广学会期间,李提摩太积极组织译书编书、赠书售书和有奖征文活动,扩大传教士在华影响,同时领导发行《万国公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兴衰,力促“醒华”和“兴华”,创造了西学著译的新局面。第三章阐述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主题内容。李提摩太西学著译成果丰硕,范围广泛,其中对晚清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三大主题是政治维新思想、经济图强理念和教育革新意识。政治方面如《列国变通兴盛记》阐明了变通与守旧之别,呼吁中国变法图强,又如《百年一觉》设计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经济方面如《中西四大政》和《新政策》等介绍了众多具体的“养民之法”,又如《生利分利之别论》探讨了劳动生产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制度。教育方面如《七国新学备要》提出了中国教育发展的“综合融会说”,又如《速兴新学条例》为创立山西大学堂西斋提供了舆论宣传和理论支持。第四章分析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模式语言。李提摩太的西学著译活动沿用了“西译中述”模式,主要合作人是蔡尔康。“西译中述”多由西人口译内容梗概,华士笔述成文,尽管可能造成语义失真等缺陷,但解决了早期西学著译缺乏专业译才问题。西学著译通过借用、改造和新创等方式形成众多的新名词,并在涵化中趋向统一,丰富了近代汉语词汇,同时译入语复杂多变的欧化句法增强了汉语表达的严谨性和逻辑性,推动了后期国人自觉“白话运动”。本章最后从“文以载道”视阈对《泰西新史揽要》进行个案研究,分析“西译中述”模式下译本体现出的“文”的重构性、“道”的超越性和“载”的会通性。第五章讨论李提摩太西学著译的影响评价。李提摩太早期对基础自然科学和世界史地知识的著译介绍,有益于时人“睁眼看世界”,他在批判中国封建文化糟粕的同时,在西学中探寻富国强民之策和文化未来出路,众多谏言建议、变法主张和改革方案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和前瞻性,触动了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维新思想和人文意识。另一方面,李提摩太作为传教士是伴随着殖民扩张和军事侵略而来的,著译主体的局限性导致了著译客体的片面性,他的较多著译文本通过改写、添加等方式进行宗教化误释,同时存在殖民化误导,美化粉饰西方侵华战争,并试图通过鼓吹“新政策”扩大列强在华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