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金融危机过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整个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想继续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就必须延续以往靠产能扩张，迫使外部经济不断吸纳其“供给过剩”的贸易品，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另一方面，各国都会吸取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极力避免危机前那种全球贸易严重不平衡的再次出现。因此，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将面临“汇率和经济增长”间的二元选择，即要么为保经济增长而顶住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要么在汇率问题上“妥协”而牺牲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严密的理论推导，并结合前人的实证分析结果之上发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经济体，对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并不是出口规模的大小，抑或是贸易顺差规模的大小，而是现代贸易品生产部门的产能水平(capacity)；只要这些部门的产能不断扩张，经济就能持续实现增长。现代贸易品部门产能水平的扩张要求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迅速转移到该部门中，即实现产业结构的迅速变迁。由于发展中国的现代贸易品部门中存在诸如技术外溢，协同效应失效等众多市场失灵，因此产业结构转移的过程无法通过市场自发地调节来完成，而只能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　　 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环境中，传统的刺激产能扩张的手段(如汇率低估等)必将由产业政策(补贴等)所取代。汇率低估手段虽然能够推动产能的扩张，但是它会带来许多负面效应，突出的表现在：它抬高了进口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抑制了进口消费，容易引发巨额的贸易顺差。相较于汇率低估，产业政策是个更优的选择，因为它不仅能够实现产能的扩张，同时亦能释放在汇率低估下被抑制的进口消费，从而避免贸易严重不平衡的出现。此外，产业政策具有的针对性，灵活性等也是汇率低估手段所不能比拟的。　　 WTO正式诞生前，各国在产业政策上的限制相对较少，因此政府一般都选择较优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现代贸易品部门的产能扩张。然而，上世纪90年代开始，WTO在产业政策领域施加了严厉的条款，各国政府被迫逐渐放弃产业政策，转而采用汇率低估这一次优手段来刺激产能，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全球贸易格局失衡”，“中国故意压低汇率”等问题的激烈争论。　　 本文指出：后危机时代，产业政策替代汇率手段不仅能够使得全球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同时全球范围内对实现贸易平衡的诉求也将得以满足；产业政策可能导致的一些问题能够通过对实际汇率进行恰当合理的调整来抵消，各国应该对这些产业政策保持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放宽产业政策是为实现世界范围内一个更具约束性的汇率政策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