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以后,发生在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往往诉诸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依据《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以下简称“ICSID公约”)进行仲裁,为维护国际投资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晚近以来,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仲裁案件中,东道国往往在裁决结果中承担巨额赔偿,这一方面使东道国政府不堪重负,影响其内国经济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部分东道国在吸引国际投资方面丧失信心,不利于国际投资的扩大与继续发展。鉴于上述事实,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开始考虑最初为了给予投资者良好的投资环境而设立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以及出台的ICSID公约是否需要进行利益再平衡,更多给予东道国利益保护,尤其是在争议较多的公平公正待遇和非限制措施等实体性条款和仲裁程序的设置上。中国作为当前的投资输出和输入大国,已然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吸引外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基于角色转换引起的利益考量,中国要积极参与到新一轮国际投资保护规则的制定与谈判中来。中国目前正在与美国、欧盟、中东亚有关国家进行双边协定的谈判,在此过程中就投资争端的解决显露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以往在各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纠纷仲裁条款中关于间接征收、公平公正、最惠国待遇、非限制措施的规定较为笼统,详略程度不一致,这不利于各方保有充分平等的合理预期;二是程序设置上,当前仲裁上诉机制的设置已成为趋势,但这一新制度在细节上如设计不合理将产生诸多负面效应,典型问题是上诉时限,期限不明或过长都可能使得上诉普遍化,导致双方待决案件的累积增加东道国仲裁成本。在新规则设计中,我国要在间接征收、最惠国待遇等实体性条款和仲裁上诉程序的设置中注重利益的再平衡,将各实体条款含义和适用范围具体规定,对外签订条款内容一致,避免扩大化解释。明确东道国在涉及内国公共利益上有唯一解释权;同时,在程序方面,解决仲裁员身份冲突问题,提高仲裁公开程度,明确仲裁上诉时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