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诞生了大量农民工,该人群的市民化问题一直都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问题之一。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乡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则更加紧迫: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水平如果得不到提高,城市将很难继续吸引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目前我国城市化率远未达到能使资源优化配置的阶段,城市化率若得不到提升将阻碍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人口流动伴随着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现象发生,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流动儿童难以在城市中得到足够的保障,这同样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并且该问题与城乡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息息相关,探究这两个现象之间的联系,以解决背后隐藏的结构性问题为目的所提出的政策建议,能事半功倍地解决问题。本文在西方移民社会融合理论以及我国前人学者的移民理论框架基础上,利用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C卷社会融合8城问卷,构建了城市社会融入的衡量指标体系,包含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主观身份认同四个维度。首先,本文利用这套衡量指标体系,使用因子分析估计了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得分,以评价农民工的融入现状;接着,与流动儿童问题相结合,使用OLS和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探究了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然后从家庭支出结构方面探究了子女随迁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中介机制;最后,针对农民工内部群体的差异性,从居住情况和代际两个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水平不高,评价得分仅为100分制的67.60分,经济维度和心理维度的融合水平较高,而主观身份认同最低,参考杨菊华对融入模式的分类,属于多元型融合;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有促进作用,主要是针对心理维度。这种促进效果的显著性在农民工内部基于代际和居住状况有所差别。在作用机制上,家庭支出结构为子女随迁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中介变量。为进一步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需降低农民工子女的随迁制度障碍,通过实现农民工和子女的团聚促进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感。除此之外,基于异质性分析的结果可通过提高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工作稳定性,强化这一作用机制;也可基于机制分析的结果,采用发放农民工专属补贴的方法,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进一步促进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