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已基本实现制造业开放,在此基础上,扩大服务业开放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也是实现全面开放的关键。在“以开放促发展”的理念下,扩大服务业开放,合理利用国外服务资源,既是适应于中国当下快速提高的“经济服务化”水平,也有利于改善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差、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搭建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纽带,推动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共同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制造业绝对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往推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作为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制造业增速下滑与占比下降加重了对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在新时期,如何进一步促进制造业发展,实现制造业强国,是中国这一“制造业大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自身来看,劳动力比较优势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而逐渐削弱,而制造业绝对规模的扩张也使得中国面临着土地等生产资源以及环境资源等总量约束,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构成威胁。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国际格局重塑的挑战。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在需求端受到国际经济恢复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新冠肺炎等三种叠加不利影响,国际贸易面临着较大不确定性和潜在萎缩。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在供给端面临着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的威胁,以及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和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分工转移”的双重挤压。“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本文在此背景下探究服务业开放如何促进新时期制造业发展,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这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意义上看,本文的研究对于丰富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为理解新时期制造业发展的内涵,准确把握促进制造业发展的路径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从现实意义看,本文的研究为中国继续扩大服务业开放,以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这有助于打消政界和学术界对扩大服务业开放后的过早“去工业化”以及“产业空心化”的担忧,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提供依据;同时,本文的研究也将为促进制造业发展提供积极的经验证据,对实现制造业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的现实背景以及中国扭转制造业发展困境,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必然要求,从促进制造业发展的路径入手,着力探究服务业开放对三个递进视角下制造业发展路径的影响,试图分析服务业开放在推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能否发挥积极作用。首先,本文通过理论和现实分析,把握和诠释新时期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内涵,并从企业、行业和地区等三个递进视角构建新时期促进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路径框架,分别是企业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提升,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地区制造业升级。其次,利润保障是制造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本文的理论研究显示,服务业开放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利润水平,进而对促进制造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随后,本文在诸竹君等（2020）、韩峰和阳立高（2020）基础上,构建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发展路径的理论模型,分析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发展路径的影响及其机制。最后,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企业数据、地区-行业数据以及地区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创新、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地区制造业升级等制造业发展路径的显著积极影响,进而得到“服务业开放在促进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的结论。本文主要分为八章。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了中国制造业发展与服务业开放的背景,提出了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以及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文献综述,重点梳理和总结了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服务业与服务业开放的相关研究进展、制造业发展的相关研究进展以及现有对服务业开放与中国制造业发展相关性的研究,并进行了评述,指出本文的研究价值和贡献。第三章理论分析和机制研究,主要探究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基于已有理论和现有事实,归纳和总结新时期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内涵,并基于理论分析和政策分析,从企业、行业、地区等三个递进视角构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路径框架,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企业创新的提升、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地区制造业升级;第二,通过理论模型,探究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三个视角下路径的影响及其机制。第四章服务业开放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事实分析,主要梳理了国际服务业开放的特征以及中国服务业开放的历程与现状,并针对现有研究对服务业开放度衡量存在的不足,采用政策衡量法构建中国服务业开放指标;最后还总结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现状以及面临的困境。第五章服务业开放促进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路径之一:基于企业创新的视角,以专利的知识宽度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以服务贸易创新试点作为政策冲击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中国服务业开放,实证分析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探究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以及成本关联等机制渠道。第六章服务业开放促进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路径之二:基于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以“成本加成离散度”衡量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对服务业的描述识别服务业开放,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分析服务业开放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并探究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微观企业分解分析以及成本机制渠道。第七章服务业开放促进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路径之三:基于地区制造业升级的视角,以技术复杂度作为制造业升级的方向,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地区制造业升级指数,运用计量方法实证分析服务业开放对地区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并分析制度环境对服务业开放的影响、地区制造业升级的微观企业分解分析以及技术溢出机制渠道。第八章结论与政策建议,概括出本文的总体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指出切实可行的未来研究方向与展望。综合运用文献梳理、理论研究以及实证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本文得到以下结论:（1）中国逐步加快服务业开放的步伐。一方面,从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在中国服务进口和外资流入规模持续扩大;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服务的进口和外资流入速度不断加快。另一方面,基于政策法所衡量的中国服务业开放度显示,中国服务业行业的对外开放度有显著提升;而中国受服务业开放影响度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受服务业开放的影响程度逐步扩大,这表明服务业开放可能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2）服务业开放在推动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通过作用于企业创新、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地区制造业升级等路径,促进制造业发展。一是,服务业开放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专利的知识宽度,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质量进而促进中国制造业发展,进一步的平行趋势、安慰剂检验、稳健性回归分析均证明基准结论的可靠性;其异质性作用主要体现对服务要素依赖性行业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具有更强的作用。二是,服务业开放能够显著降低成本加成率离散度,通过提升行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制造业发展,且这一结论通过了工具变量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其异质性作用主要体现生产性服务、东部地区以及服务要素投入高的行业的作用更强。三是,服务业开放能够显著推动地区制造业结构由低技术复杂度行业向高技术复杂度行业转移,通过推动地区制造业升级进而促进制造业发展,工具变量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符合预期;其异质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产业相对多样的地区、对非国有企业和出口企业作用更加明显。（3）服务业开放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具有成本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一是,服务业开放促进服务业市场竞争,降低了服务业要素成本,通过研发设计、过程管理、物流分销以及管理资源等生产环节与制造业相互关联,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国外先进服务要素的引入也有利于促进服务外包,为制造业“瘦身”,降低其调整成本。二是,由服务业开放所带来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内容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向制造业溢出,通过创新性破坏的渠道,推动地区制造业向高技术复杂度行业升级。（4）制度环境对于有效发挥服务业开放的作用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一方面,在关于企业创新和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中,本文通过引入制度环境与服务业开放的交互项,探究制度环境对服务业开放作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服务业开放对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得到显著增强;在关于地区制造业升级的研究中,本文通过区分制度环境较好和制度环境较弱的两个地区样本组,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服务业开放对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制造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对制度环境较弱地区的制造业升级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同样意味着制度环境对于发挥服务业开放的作用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着力于探究服务业开放如何在促进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既丰富了服务业开放的经济效应的研究,也为促进新时期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点在于:（1）在研究视角方面,已有对服务业开放的研究多集中于考察服务业开放对贸易、就业以及生产效率等整体经济的影响,而关于制造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也缺少从服务业开放的维度展开分析,因此,本文着重探究服务业开放将如何促进新时期制造业发展,既为服务业开放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丰富了服务业开放的相关研究,而且也为扩展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2）在研究内容方面,发展的内涵远大于增长的内涵,现有研究中以单一指标代表制造业发展是片面的;但是通过大量指标构建发展指数的方法也因指标间的可加总性而受到质疑。为此,本文聚焦于新时期下制造业发展的内涵,创新性地从企业、行业及地区等三个递进式视角构建促进制造业发展的路径框架,推进了新时期制造业发展的相关研究,尤其是推动了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发展的相关研究。（3）在研究方法方面,首先,本文为开展服务业开放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因果识别策略,基于政策衡量的思路,既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作为政策冲击,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服务业开放,又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对服务业的描述变化衡量服务业开放度,并加之以除中国外金砖四国的综合服务业开放度作为中国服务业开放新的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解决潜在的因果推断问题。其次,本文借助于微观企业数据库,创新性地对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地区制造业升级进行微观渠道分析,既从微观企业视角分析资源配置是如何收敛的,又借鉴GR分解法从微观企业层面探究服务业开放如何引导地区制造业升级。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针对以下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1）如何进行开放是服务业开放的关键问题。服务业开放的进程应积极顺应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积极满足中国先进制造业对服务要素投入增长和质量的需求,促进服务业部门与制造业部门的紧密结合。首先,在开放服务部门选择上,本文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促进作用更强,且服务业开放对高服务要素依赖度制造业的作用将更加显著。因此,中国应当着重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其次,在服务业开放的地区选择上,中西部地区对于中国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将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均衡发展,然而本文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作用较弱。因此,中国应当注重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服务业开放水平,与中国制造业梯度转移相互契合。最后,考虑到服务业开放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应当在满足国内服务要素需求的基础上,重视高端、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在网络化、数字化的全球经济转型大背景下,重视引进国外更为先进和更高技术水平的数字和信息服务要素等,有针对地改善中国在高端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中国的高质量发展。（2）如何更好地利用服务业开放的契机是另一重要问题,首先,积极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好服务业开放的重要成果。本文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服务业开放的效应具有很强的调节效应,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破除服务交易过程的各种隐形壁垒,降低服务贸易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为此,中国应当加速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降低行政干预,同时完善和健全包括知识产权体系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防范服务贸易的道德和违约风险。其次,中国应当推动国内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既要优化保障国内外服务要素在国内市场自由流动的机制,也要打破劳动力与资本流动限制,发挥服务业开放对生产要素流动的引导作用。最后,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依赖于国内主动吸收能力。为此,中国应当完善人才队伍建设,逐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注重拔尖的科研创新人才和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应当积极引导企业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提升科研技术水平,加大包括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在内的相关政策扶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