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以“文化资本视阈下的《圣经》汉译研究”为题的论文,是本人自2002年起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以来所做研究的成果。其目的是力图沿着《圣经》汉译的历史轨迹探索社会、文化、宗教问题。对于《圣经》汉译,不同的学者对其已经做过立足于各自学术立场的开拓性研究,而且在当下依然吸引着许多研究者的眼球。毕竟,《圣经》汉译不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活动。自它存在以来,它就在不断地、持续地进行着,并且不断地被讨论着。毋庸置疑,继往开来的有关《圣经》汉译的探索,为后辈如我等提供了许多有洞见的思想素养及研究方法。作为一项历经了1300多年历史并且已经涌现出上百种《圣经》汉译本的社会活动,对它所承载的内涵,任何单一的研究都不可能宣称自己的研究是面面俱到的、终极性的。即使是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做边缘性的研究,研究者也必然首先要确定研究的视点。故此,本文在第三章中集中研究了《圣经》汉译的三个主要时期:唐朝的景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和清末民初的新教。当然,本文的着眼点并非《圣经》汉译本身。本文关注的是《圣经》汉译进程中所涉及的事件与结果。之所以对这些事件与结果予以关注,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在基督宗教进入中华大地过程中所发生的变迁。显然,要研究《圣经》汉译所折射的社会、宗教、文化问题,单靠社会学知识是不够的,必然还得求助于语言学、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翻译研究以及阐释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本文的研究依赖于以上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的确,《圣经》汉译涉及的领域与范围很广,而本文的篇幅有限,因此又必须确定研究的切入点。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学术普遍性地文化转向以来,社会学与翻译研究都对《圣经》汉译的文化问题予以相当程度的重视,其研究不仅促成对翻译的文化层面更深刻的理解,而且对于翻译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也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本文认为,在基督宗教与中国固有的宗教之间相互认识、冲突并且融合的过程中,《圣经》汉译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本文同时认为,翻译不仅仅关涉语言转换,而且是意识形态斗争和教会之间竞争的场域。表面上中立的、学术的《圣经》汉译使得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是政治的斗争活动处于隐秘的状态之中。因此,《圣经》汉译过程就是权力斗争过程。通过该斗争,教会的权威以及教徒的身份由此确立起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圣经》汉译已然成为宗教研究以及文化研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本文运用了“文化资本”这个重要的理论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并在第二章中对“文化资本”予以界定,为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圣经》汉译提供了分析性框架,并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进行了符合本文研究的调适。对《圣经》汉译做这样的研究,实际上表明,本文对《圣经》汉译采取的是描述性的研究取向,涉及到对《圣经》汉译的过程、译本、功用等多方面的研究,从而使得它与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进而对与《圣经》汉译相关的场域、语境以及研究范畴进行了修正性的界定,以符合社会学视角的研究需要。因此,本文在研究中不仅揭示了《圣经》汉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而且反映了译者如何为了在目的语中创造忠实于原文的译文而承受的文化与宗教压力。本文的在第四、五、六章中分别就以上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第四章中,本文围绕基督宗教造物主的名号在《圣经》汉译进程中的嬗变,再现基督宗教教义在汉语世界中本土化和处境化的进程,探讨了基督宗教各派系如何运用《圣经》汉译这一特殊的社会炼金术机制,将对造物主汉语符号的独特表现作为自我维系的手段,并且分析了基督宗教造物主名号的嬗变所掩饰的社会、文化与宗教问题。本文在第五章中强调,任何宗教的传布都必然涉及宗教经典的权威建构,而权威的建构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符号的建构。以此为基础,本文指出:既要认识到历史中《圣经》汉译对于基督宗教权威建构所呈现的显性与隐性功效,充分发挥《圣经》汉译在先前斗争中获取的符号资本,尤其是传布基督宗教中的全部符号权力,又必须客观地承认那些铭刻于汉语世界固有传统文化中关于精神或物质世界的因素。最后,本文在第六章中通过研究《圣经》汉译场域的逻辑特征,分析了《圣经》汉译所呈现的三种文化资本形态:具体化文化资本形态、客观化文化资本形态和制度化文化资本形态,并且分析了基督宗教身份的建构问题。总体而言,本文认为《圣经》汉译是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它必然与权威、制度相关联,并且离不开权力的制约。本文的中心内容和分析路径可以概括如下:《圣经》汉译这样一个由特殊的社会现象所构成的场域,它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是如何演进的?在它演进的过程中又在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相对自主的《圣经》汉译场域如何使个体与群体陷于争夺有价值的资源的斗争?这些斗争如何通过文化资本的形式在不知不觉中再生产了宗教分层?《圣经》汉译作为文化资本如何由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所构成?它对于宗教权威以及教徒社会身份的建构性起什么作用?本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只是代表了个人的观点,这些问题将依然存在并将会有更多的争论。毕竟,翻译不仅是开启外来的窗户,它更是开放的通道。经由该通道,外来的文化必然会渗透本土文化、挑战本土文化、甚至颠覆本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