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民主审议与正当性的应然关系，阐释为什么多元化时代背景下民主审议对于正当性的实现是必要的。　　 本文所谈的正当性指涉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的自愿认可和服从。正当性的实现既需要理性支撑，又需要以民主为前提，人类理性能力在民主立法过程中的运用为正当性的实现提供基础。具备正当性的民主立法和决策结果应该获得民众认可的同时具有值得民众认可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民主立法和决策结果若想获得正当性，就应体现合理性的民意。　　 多元化时代背景下，正当性的实现遇到挑战--处理多元的民意之间的分歧和防范工具理性对民主立法和决策产生负面影响。多元时代民主正当性的实现所需要的民意的理性基础不应是工具理性，因为工具理性的自利和功利动机无法公正和合理的解决多元的利益和价值冲突，无法很好的整合多元的民意使其具备充分的公共可接受性，因此需要为民主正当性找寻新的理性基础，从强调理性的主体性到强调理性的主体间性，强调沟通理性优先于工具理性，沟通理性观念强调每个人的理性都是有局限的，谁都不能宣称自己掌握着绝对真理，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理性能力，真理并非来自于抽象的主体性之中，而是来自于主体间性之中，应提倡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沟通对话彼此提供理由，相互说服，在此基础上实现相互理解并探寻彼此都能接受的合理性共识，沟通理性的运用是产生的公共理性的基础，公共理性就是具备公共性和合理可接受性的理由，沟通理性的运用和公共理性的形成为协调多元的民意、找寻民众共同接受的意见和意志提供了可能，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民意应作为民主立法和决策的基础，这样，立法和决策的结果才有资格赢得民众的认可和服从，实现正当性。　　 以民主投票的方式选出代议机关和政府曾被视为公民表达其认可并实现正当性的适当方式。这是聚合式民主理念的观点，聚合式民主理念将公民个体意见和意愿的聚合视为民主及正当性实现的基础。本文认为，民主投票无法在多元化的背景下促进正当性的实现，一方面是因为民主投票无法保障民主立法和决策结果的公共理性基础，民主投票的结果容易受工具理性和私人理性支配，也难免非理性因素的干扰，无法为公共理性的形成提供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民主投票无法保障民主，首先，民主投票虽然聚合民意，但是无法为民意的表达提供充分条件，甚至限制民意的表达，投票结果往往是投票制度的产物而非投票者意见和意愿的体现，其次，社会选择理论早已揭示出，由于投票规则本身的局限，民主投票的结果无法真正体现投票者的意见和意愿，再次，作为现有的民主投票制度体现形式的投票与代议的结合对公民参与构成了限制，因而民主投票无法保障民主的实现。　　 审议民主论者认为应通过民主审议来应对多元的挑战，促进正当性的实现。作为审议民主理念所倡导的民主实践方式和民主程序，民主审议的本质内涵即公民主体间在对话伦理的指导下运用语言进行的理性沟通行动，以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基础上达成合理性共识为目标，强调沟通主体应通过提供理由对自己主张的有效性进行宣称和辩护，以此期待自己的主张被其他主体所共同接受。沟通行动以特定的对话伦理为指导，任何有言说能力的主体都可自由进入对话、参与对话，主体间是平等的，对话前，不先在的排斥任何人进入对话过程，对话中，参与者之间平等沟通、彼此尊重，对话中只重视理由和论证的力量，对话是开放性的，对话过程向所有主张、理由、证据、批评、论证开放，对话虽然是可以暂缓的，但却是永不终止的。理性的沟通意味着在沟通过程中运用沟通理性而非工具理性，以公共理性而非私人理性为基础，沟通理性的运用是公共理性形成的前提条件。民主审议过程中，平等公民自由的运用沟通理性进行沟通论辩，寻求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合理性共识，在此基础上做出具有公共可接受性并获得广泛认可的民主决策。　　 那么，如何进行民主审议?第一，关于审议什么，即就什么内容进行民主审议，有观点认为应该就冲突性道德规范进行审议，有观点认为应就宪法本质和根本正义问题进行审议，也有观点认为所有有待解决的公共性议题都可诉诸审议，本文认为民主审议应该用于解决多元民主社会广泛的公共性问题，不应对审议的内容设置过多限制。第二，关于谁审议，即民主审议的主体应该是谁，有观点认为普通民众是真正的民主审议主体，有观点认为面对大规模民主国家民众人数众多的现状，普通民众直接参与审议比较困难，若想使民主审议具有可行性，需要选出代表来进行审议，审议的主体不应是普通民众，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对普通民众的审议能力表示怀疑和担忧，他们认为为保证审议的质量，需要对审议主体进行限定，民主审议的主体应该是法官、立法机关内的立法者、政府部门的官员或知识分子等。本文认为，民主审议的主体应该是所有的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应该拥有参与民主审议的平等权利，这是民主审议之体现民主性的根本体现，但是认为所有的普通民众都有权利参与民主审议并不意味着排斥代表的作用和必要性，只要合理选出的代表是能够真正的、充分的代表普通民众的，审议就是有效的。第三，关于在哪里进行审议，涉及到民主审议的场域问题，民主审议的场域同时包括政治领域(即国家制度层面的立法机关、法院、某些行政机关)、公共领域、特设论坛，这些场域应该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由于特设论坛从功能上来说，是作为代表的公民就公共性问题发表意见的场所，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审议和立法(决策)提供意见，无立法权和决策权，从参加特设论坛的审议者来说，代表来自于普通公众，因此也可以将特设论坛归入公共领域这个的场域。第四，关于民主审议的类型，分个体内部反思型审议和集体面对面型审议，内部反思型审议指每个个体头脑中的审议，鉴于大规模社会中面对面的集体审议在时间、空间、人数等方面的局限，不可强求每个人的在场，可以进行想象中在场的审议，那些不能真正进入审议场所或者不愿意参与审议的人的利益和观点也经由这种内部审议的形式被纳入实际的审议过程中，集体面对面型审议是指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审议。也可被分为虚拟性审议和实体性审议，虚拟性审议指参加审议的人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可能视角和理由，在审议中适当运用沟通理性进行虚拟的语言沟通，实体性审议指所有人面对面进行的审议。菲仕金也区分面对面的审议和虚拟的审议，不过他所谓的虚拟的审议是指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审议。第五，关于民主审议的沟通方式，可以是灵活多样的，并不局限于理性和抽象的论证，但是无论以何种沟通方式所表达的内容必须是有理由支撑的。第六，民主审议体现为某种特定的民主立法程序，民主审议的立法程序体现为公共领域中的公共审议和政治领域中的政治审议这两个环节之间的互动，公共审议对政治审议进行导控，公民参与公共领域内的公共讨论形成的意见和建议应作为政治领域中立法和决策的基础，后者始终向前者保持开放，前者始终对后者保持导控，两者互动是持续性的。另外，民主审议的实现也需要特定的政治沟通机制的建构。近年，国内外很多学者开始重视民主审议从理论走向实践，对民主审议进行制度设计和政治实验，越来越有说服力的证明了民主审议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可行性。　　 民主审议为正当性的实现提供必要条件，一方面，只有民主审议可以适应多元民主社会的正当性诉求，为正当性的实现提供公共理性基础。这是因为：第一，只有民主审议能促进公共理性的形成，公共理性很多时候不是先在的，是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建构的，公共理性是在作为民主审议之本质体现的沟通行动中被建构和形成的。民主审议过程还可以对公共理性进行公开的检验和审视，进而实现对其鉴别，对有机会运用于民主立法和决策的公共理性进行把关。民主审议过程通过找寻公共理性追求某种程度的共识，用来作为民主立法和决策的基础，为正当性的实现提供可能和条件；第二，民主审议为公共理性的运用提供程序性条件，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交往权力经由民主审议的立法程序实现对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导控，使公共理性真正被运用于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促进正当性的实现。第三，民主审议中内蕴的公共性、政治平等、自由、自主等规范性原则为公共理性的形成和运用提供实质性保障。另一方面，民主审议有利于民主的实现，这是因为，第一，民主审议的独特意义主要体现在它有利于促进民意的形成，第二，民意的形成应该作为民意聚合的前提和基础，为实现民主，民主审议应该作为民主投票的补充，本文在肯定民主审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并不否认民主投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民主审议无法在所有的情境下都带来充分的共识，在民主立法和决策过程中，很多时候民主审议后也需要诉诸票决。民主审议无法替代民主投票，应该作为民主投票的必要补充，第三，民主审议与代议的结合有利于促进公民参与和民意的充分表达。　　 本文还对民主审议所面临的一些质疑给予回应，主要针对公民参政热情和参政能力不足对民主审议有效性的影响、民主审议中可能出现排斥和操纵、民主审议中公共理性的运用的非必然性、民主审议可能导致分歧的加剧、理性选择理论的质疑进行回应，论述这些质疑并不足以否定民主审议对于促进正当性实现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