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通常是平等主体在自愿基础上围绕争议纠纷或者分歧,通过沟通商讨达成协议的一种问题解决方式。因此协商是一个共同形成决定的过程,在冲突各利益相关方围绕欲实现的共同目标,平等自愿,兼顾各方利益,通过方式方法的创新变通,寻求双赢结局。工资集体协商是指企业(代表雇主)与工会(代表工人)通过协商,对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收入标准等进行平等协商,并达成协议的行为。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制度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生的工会,在劳资力量极度博弈的现实中,其职能如何发挥对工资集体协商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经济迅速发展,劳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完善健全的工会协商职能可以有效解决劳资矛盾、彰显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在社会转型的当下,我们在此对工资集体协商中工会职能完善进行法律审视及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劳动法》、《集体合同规定》、《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劳动合同法》等多部劳动法律法规,大大加强了对劳动关系的调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极大保障。但制度并非万能,客观面对劳动者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现实,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职能发挥的现状仍不理想。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论文试图提出工资集体协商中工会职能完善的法律对策。首先,透过南海本田汽车公司工人罢工,工会在此事件中的职能发挥情况,以点及面地分析为避免因薪酬问题而引发社会性群体事件的频频发生,作为劳动者代表的工会其职能完善能在维护劳动者利益的同时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其次,为更好的提出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职能完善的对策,就必须对我国工会的职能现状进行分析。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我国工会也由解放后主要承担政治手段的角色逐渐转变为市场经济群众性组织。而工资集体协商其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是公平性、民主性、法制性、利益性。在本文的第三部分通过分析我国工会职能在工资集体协商中作用发挥的应然状态,对比出其职能发挥的实然状态,发现存在的问题是：工会的话语权不强,谈判环节中缺位,并且协商层次不高且缺乏产业行业协会支撑,而且签订的合同内容较空洞,没有针对性。对于以上的问题,笔者结合我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分析了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职能弱化的原因：其一,由于在相关法律法规上对工资协商主体的义务,产生及协商的程序和争议解决机制规定较为模糊,加之我国没有立法明确赋予劳动罢工权,以至于劳动者丧失了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价码”或者“资本”。其二,工会组织是开展集体协商工作的基础,但有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法律意识淡薄,对工会的职能定位存在错误认识,影响了工会的组建率；由于我国存在大量农民工且入会率低,导致了工会维权范围的狭窄；加之传统机制的“路径依赖”,工会的法律地位不独立,工会人员综合素能也有待提高。其三,政府自上而下地下达任务,硬性推行工资集体协商而非源于劳资双方协调劳动关系的内心诉求需求,自发的内生性动力不足,导致集体谈判的目的存在偏差,用人单位单纯片面追求集体合同数量,忽视集体合同实效,使合同流于形式；同时由于我国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雇主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加之对工资集体协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知不够。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常常处于失语状态。那么哪些方面去完善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的职能呢?文章的第五部分给出了对策。首先在立法上,对于法制的缺陷进行完善：对一些模糊的规定给予明确,赋予劳动者罢工权,同时加以一定的条件限制,另外在制度完善中应加大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对违法乱纪侵害劳动者权益,破坏劳资平衡的侵权者加大惩戒力度。其次在工会方面,除了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劳动者入会率,还要构建农民工工会权利保障制度以加快工会组织的建设,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率,纳入组织管理的视野,减少“用脚投票”的大规模事件；对于在工会在行政和经济的独立性上,通过制度设计提高工会组织的独立性；为提高工会参与的有效性,要加强工会工作人员的谈判素能、议事能力的教育培养；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出发,要与产业协会,行业工会等组织充分协同联动,发挥各自组织优势,构建多层次的集体谈判主体结构也是必要的；充分发挥政府既作为法规的制定者又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争议的仲裁者的多重角色,获得政府支持,加强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工会的职能的作用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