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11年底，年均GDP增长率为10.46%，远远高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在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寻找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就目前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已经难以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合理、全面的解释，所以笔者试图通过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方法来解释。笔者认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财政分税制是这个时期最大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减少了中国经济效率的损失。其中，股份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零监督产生的效率损失，根本原因是专业技能的提升。随着专业技能的提升，中国国有企业主要经历了完全计划经济阶段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统一、双轨阶段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单轨阶段的所有权变更三个变迁。尤其是在双规阶段末期，全国人民的专业技能已显著提高，这主要得惠于改革开放的前期积累。而通过笔者的分析，可知此时的最优监督严格为正，已不再是零监督。但国有企业自身仍具有监督缺失的特性，不能够满足最优监督的要求，于是便产生了效率损失。而通过所有权变更，改变了监督缺失的局面，从而降低了效率的损失，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分税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财政总收入占GDP、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这两个比重偏低。中央政府通过设计分税制，两个比重偏低的问题得以解决。同时，分税制还产生了两套激励机制。第一套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委托代理激励机制，分税制导致了省级政府的财政困境，故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来满足各个省级地方政府的个人理性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而各个省级地方政府则通过选择事权努力而满足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 compatibilityconstraint)。第二套为省级政府和下级政府的锦标赛激励机制，分税制导致了省级政府的财政困境，故锦标赛激励机制的设计主要为了解决财政困境，按照下级政府所管地GDP增长率次序的高低，次序靠前的下级政府官员可以获得事先编制的晋升职位。这两套激励机制共同激励着各级地方政府，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笔者还认为，股份制改革和分税制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股份制改革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而效率的提高又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缓解因分税制而产生的财政困境。分税制促使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转变，地方政府不再过度干涉和保护本地国有企业的经营，开始公平地争夺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的进驻；而国有企业失去了地方政府的保护，面临着私有企业、外资企业的竞争，通过优胜劣汰，反过来又促进了自身效率的提高。在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分析中，笔者还解释了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的扩大，房价的上涨等问题。笔者认为，股份制改革中的国有资产低估和分税制中的地方政府横向竞争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股份制改革和分税制下企业效率的改善导致了房价的上涨。最后，笔者通过分析1994-2008年中国各省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股份制改革和分税制能够减少中国经济效率损失的结论，并一定程度上测度了中国经济效率损失的减小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