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期,各国政府采取了口罩令、居家令、接种疫苗等严格的防疫措施来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然而在对权力抱有警惕性的民众心中,防疫令似乎比疫情来临的更加突然,生存空间被限缩的他们在慌乱中向防疫令宣泄不满。我们从人群中不满的声音听到人们需要的是多方面的,也发现这些被需要的也正是人类自始所缺乏而迈入政治社会苦苦追求的,正因缺乏而产生需要而被赋予价值。这些人类所需的价值主要包含:自由、秩序、平等、效率、安全、生命与健康。多元价值存在普遍性、不可通约性与冲突性,在多元价值诸内核要素之中,自由价值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在内涵或运行逻辑上与秩序、平等、安全、效率、生命与健康等其他价值都直接或间接地存在各种程度上的冲突,这为满足人类多元价值需要的复杂的难题指出了一条可能的方向。法律作为一种依赖于权威的公共标准,具有普遍性、明确性、一致性、强制性等优势,而被选作多元价值协调的工具,作为工具的法律发挥着工具价值时也内含着实质价值。在环境因素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类通过法律划定了法内的秩序空间。其秩序建构之起点就在于对原初自由与作为价值之界限的划分,我们通常以损害行为、冒犯行为、家长主义、集体选择行为这四种理由为二者界限尽可能地清晰而提供划分依据。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人类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法内秩序中的价值冲突与权利冲突更为激烈。原法内秩序下的一些被允许的自由行为已与作为价值的自由之内涵不符。防疫令就是通过对自由的牺牲以换取生命健康、安全等其他价值更多保留,重新划定自由的边界,以维持人的多元价值的基本满足。经过对防疫令的分析后,我们肯定了防疫令的正当性后,对防疫令的恰当性进行反思,并思考对防疫令应有的限制。既往通常设置合法性原则、服务性目的原则与最小限制原则来要求法律的恰当性。而面对新冠疫情,传统的限权方式与新事物之经验后果不可衡量让既往原则不能保证防疫令的恰当,针对疫情特点与防疫需要,经过对既往原则反思,可以尝试政党限制与缓冲式最小限制的方式来把握对防疫令的恰当性。多元价值论的价值观通常要求我们采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相结合的进路来构造。在不同的时期、地区、文化等情形下,会对不同的价值赋予优先地位。在疫情时期,我们应在价值观上寻求一些共识,以共同应对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危机。价值观上基本的共识包括生命至上观与有限自由观。生命至上观意味着将生命置于所有价值中最优先地位,对每个人的生命平等地保护。有限自由观意味着个体依据德性标准对将不合理的自由欲望自我限制,而为现实中自由的实现寻找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