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国际保护之国际法属性主要体现在其对比较法方法的仰赖和需要上。全世界各国及各地区在消费者保护法律方面出现的问题都是相似的，这使得消费者保护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并且，由于其受到国内法律传统的束缚较小，很多法律解决方案可以被跨国界地借鉴。本文针对各国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政策选择和救济途径进行研究，并在国际、区域、国内三个层面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政策加以比较分析，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以及学术研究者来说都是必要的。本文将主要目光投放在当前多元化的政策选择这一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发展趋势上，并试图为消费者保护体制的建立提供一些实用性较强的范例。本文的主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国际比较研究，共分为五章进行阐述。第一章为经济全球化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问题梳理。消费者的分层、消费产品的丰富、产品复杂性的提高、交易手段的变化、消费者的匿名化、服务部门的增长、竞争结构的变化、消费信用制度的发展等都是影响消费者保护法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经济学中的理想化市场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社会学中的“分层”理论和实证主义的不同视角阐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本原理，并从消费者形象设定差异的角度分析各国消费者保护政策的不同。消费者保护制度是一种将市场运作按照符合一般性大众利益的方式进行规制的努力。无理论从国际法视角还是国内法视角来看，消费者保护法都是一个问题导向法律，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并不一定要局限于采取全球统一的法律解决方法上，而是应当注重法律的多元化以及法律规则的可选择性。第二章为消费者权益的人权化保护。在国际层面上，《联合国消费者保护准则》的通过表明消费者保护作为一项国际性原则已经被广泛接受，并预示着消费者权利向人权过渡的开始。在欧盟区域立法层面，《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38条规定“欧洲联盟之政策必须保障高标准之消费者保护”，是对消费者权利人权价值的一种认可。在国内法层面，消费者权利已经通过宪法式保护、合同法上的契约公平、对于健康和安全权利的促进这三种方式得到了人权化的保护和确认。尽管现在普遍认为消费者权利只是一种法律原则，主要依靠国际法、区域法和国内法中的一些宣示性的原则来加以规定，但是我们认为，消费者权利体现了新一代人权的很多因素与特征，虽然目前关于消费者权利保护的规定是一种软法，但有可能发展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第三章为美欧产品安全和产品责任之考察与比较。在产品安全问题上，各国采用了事前审查和事后监督两种主要手段；在保障产品安全方面，各国主要存在政策机制、司法机制、市场机制三种机制；国际贸易管制体系下的SPS协议和TBT协议在产品安全管制方面也有很多局限和不足。在当前各国普遍对经济领域放松管制的情况下，应当也必须加强消费者安全管制相关制度的建设，这种管制制度应该是以多元化的形式出现。在产品责任方面，美国、欧盟两国的产品责任归责体系最具有代表性，美国的产品责任中关于缺陷的认定标准已经由消费者预期标准转向了成本收益标准，而欧盟强调关于缺陷的认定标准应当建立在合理的消费者预期之上。我国目前缺乏关于产品严格责任缺陷认定的法定标准，应当在考虑相应的成本和效益的基础上，以保障合理的安全性为目的建立产品责任的缺陷认定标准。第四章为广告监管方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之考察与比较。本章对误导性广告和不当广告的基本构成和认定标准做出了界定与区分，分析了二者在监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表达方式的误导性难于界定、误导性的遗漏信息难于确定、对误导性广告进行事前监管的困境、保护范围难于界定、非准确性信息的违法性难于确认。各国对五种特殊广告领域（比较性广告、烟草广告、烟酒广告、环境标志、受众为儿童的广告）实行特殊管制方法。比较研究各国对虚假广告进行管制的三种主要制度：广告行业的自我规范管制模式；通过对于违反广告法规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民事诉讼模式；政府部门出于保护公共利益而采取的规范市场行为的行政执法模式。有效的管制机制应当是这三种模式的多元化融合。我国广告管制制度应当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做出以下调整：明确相关行业自律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职能；充分利用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和代表人诉讼制度保障消费者权益，同时保留广泛的其他可选择的执行措施；形成一般广告与特殊广告相互补充的审查机制，完善“事前审查制”与“事后监督制”的责任设定。第五章为消费纠纷类案件的诉讼模式之考察与比较。各国在消费者权益司法救济方面采用较多的有两种典型模式，即集团诉讼和示范诉讼。个人代表型集团诉讼在解决消费类纠纷方面适用较多，但这种方法存在着诸多漏洞。从我国当前司法实践看，可以通过强化法官在代表人诉讼制度中的监管职权，明确此类案件立案标准，加强对诉讼代表人的制约，利用我国当前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来实践消费者个人代表型集团诉讼功能。针对我国消费纠纷系列案件审理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建议借鉴使用示范诉讼程序来完善相关程序，提高此类案件的审判质效。在程序启动上，以当事人申请为基础，强化法官在启动时的审查确认功能；在示范契约合意形成和个案拖延的防范上，强化法官控制；在对其他当事人的救济保障上，提供保全和执行的救济延伸；在示范诉讼程序的现实培育上，注重在法院审判管理考评中建立配套激励机制及相关案件备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