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大多都是以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为依据的,那么在黑格尔的这一著作中,他究竟又是怎样来具体论述市民社会的?本篇论文就是紧扣《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章的具体文本,试图以文本解读的方式来回答此一问题。为跟随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论述思路,我将上一问题具体细分为以下三个问题:1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三个环节有何内在联系?它们又是何以称为环节的?2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是如何体现为家庭和国家的中介的?3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是如何体现伦理的?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分别构成我论文的每一个章节。下面就每个章节部分对各自问题的解决方法、回答内容做以下简要阐述。论文的第一部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三环节,是完全按照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章所做的文本梳理。在具体的梳理过程中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三环节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说明即“需要的体系”建立了一种不自觉的社会普遍联系,“司法”的体系保障着社会物质财产,“警察”和“同业公会”作为制度分别以外在的形式和内部的整合来维护着市民社会的稳定。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环环相扣,才使得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得以形成、存在和发展。也正是基于此才能准确理解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所下的概念。论文的第二部分市民社会:家庭和国家的中介,是想要分别厘清市民社会与家庭的关系、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由家庭过渡到市民社会的过程中,教育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家庭中的子女正是因其所受的教育而实现其独立的人格,从而导致家庭的解体,并过渡到市民社会。但是不等于说家庭在市民社会中便不存在了,这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而是就家庭只在市民社会中作为基础而存在,社会的运行原则是以市民社会的原则为主导的,家庭只是居于从属地位来说的。由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是通过同业公会实现的。同业公会作为市民社会内部的一个环节,同业公会中的个人就其本质来说也是以自身利益为行为出发点的,而在同业公会中个人是以承认同业公会的目的为前提才成为其成员的,在此意义上,个人目的和同业公会的目的因所属同样的等级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也只有在公共权力的监督下才能保证同业公会目的的实现,而这种公共权力的监督是被同业公会的成员知道并且承认的,因此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便由同业公会这个局限的整体所引出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市民社会实现了向国家的过渡。论文的第三部分市民社会与伦理,是要阐述市民社会中所包含着的伦理。然而要直接说明市民社会与伦理的关系是困难的,除了家庭和同业公会中所含有的伦理因素而外,仅仅从“市民社会”这一章节的内容来说是很难阐明市民社会与伦理的深刻关系的,因而我试图以市民社会所包含的原则的角度来进行其与伦理关系的阐发。在论述了家庭和同业公会所体现的市民生活的伦理核心之后,我将重点放在了从承认原则的角度以及从特殊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方面。从承认原则的角度来看,我首先以犯罪行为对市民社会的侵害为切入点,在承认的意义下,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不仅仅是直接受害人的权利,更是对基于承认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关系的违反。又因为市民社会中承认关系大多是以契约的形式建立的,契约建立的出发点又是个人的私利,所以在市民社会这个以个人私利为中心的社会,契约所能提供的保护只是形式上的,法律所能维护的也只是形式上的承认关系,因而在市民社会中的承认关系也是纯粹形式的,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而只有在同业公会中,我们可以找到一种不同于契约关系的相互承认:同业公会中的个人承认同业公会的目的并致力于这一目的的实现,与此同时同业公会也承认个人的能力并赋予个人的劳动以尊严。在此意义上来讲,同业公会的成员是以承认的方式体现了个体服从共同体的运动。而这种教化个体服从共同体的运动则体现着黑格尔所说的伦理。从特殊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的角度来看,我是想要以市民社会中交织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为线索,首先厘清了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是由家庭中存在的主观特殊性和客观普遍性过渡而来的,然后根据文本具体展开对特殊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关系的论述。人要满足自身需要的特殊性就必须通过普遍性的形式才能实现,因此普遍性是以特殊性为出发点的,同时特殊性的实现是必然要以普遍性为条件的。然而这种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形式又是何以为必然的?我是以三个逻辑上的假设来论述这种必然性的,即脱离普遍性,特殊性会如何发展?脱离特殊性,普遍性又该如何存在?若将特殊性与普遍性视为完全对立无法统一的关系,社会又将陷入怎样的境地?综合这三方面的论述可以得出,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相互依存的,且特殊性是必然要将自身提升为普遍性的。而特殊性只有通过教养才能达到形式普遍性的要求,即个人只有通过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才能使自身直接任性的需要提高到具有知识和意志的主观性的层次。对应于市民社会的各个环节,需要的体系使特殊性必然过渡到了形式的普遍性,而这种形式普遍性的统一就体现在司法之中,警察又是以外在制度的方式使形式的普遍性达到了具体的普遍性,最后在同业公会中才最终实现了内在的具体的普遍性的统一。由此便在同业公会中表现出了权利与义务的内在统一,而黑格尔认为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是对伦理领域的体现,也就是在此意义上,市民社会体现了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