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312-385)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出生于世家大族，家世英儒，早年出家，笃性精进，斋戒无阙，精研佛典，到处游学，后遇佛图澄，得佛图澄的赏识，拜澄为师，一直跟随佛图澄，直到佛图澄去世。　　佛图澄去世后，后赵政权发生变动，石氏家族大乱，道安带领僧团离开邺都，向西去了牵口山避难，后又展转到飞龙山，在这个时期，道安与僧先，竺法汰、道护等共同研习经典。道安开始反对格义，道安明确提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弘赞教理，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道安是提出格义“与理有违”问题的第一人，是从佛教初传到中国佛教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标志性人物。在正确的理解佛教教义和传播教理上提出“弘赞教理，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这是一种不盲目崇信权威的胆识。道安在正确的佛教教义和佛教真理方面，不以先达的是非为定论，认为应该以正确的理解为依据，这就与僧先在“格义”问题上产生分歧，发生了争执，因此道安在飞龙山留居不到一年，便离开飞龙山来到太行恒山。道安在太行恒山创立寺塔。　　由于道安的名气越来越大，所以当时任武邑太守的卢歆邀请道安到武邑为僧俗讲经，于是道安来到武邑。冉闵和慕容隽的混战结束后，道安回到邺都，祭扫佛图澄的寺院。道安在邺都大约生活了四年。后慕容隽逝世，宫廷内发生内乱。在这种情况下，道安再次离开邺都，率领徒众来到山西的王屋女林山，具体地点大约是薓泽。竺法济、竺僧辅和竺道护等都先后冒险远集，和道安共同研究后汉安世高所译的有关禅观方面经典。在薓泽期间，道安潜心研习经论，撰写了一些著作。　　不久前燕的军队攻克洛阳。即将卷席整个河南南部。于是道安一行从陆浑出发，一直南行，来到南阳。当慕容恪攻打河南的时候，道安在南阳收到东晋襄阳名士习凿齿的邀请信，请他南下到襄阳弘法。当道安僧团在前往襄阳时，途中来到新野。在新野道安提出了传教理论的重大决策“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法的广传要依赖统治者的支持，就在新野分张徒众。命法汰率领弟子昙一、昙二等四十余人去扬州，又命法和去四川，他自己率领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去襄阳。十多年的颠沛流离的避难中生活，道安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研习经论，讲经说法，领导教团，成为带领数百名僧众的佛教领袖。　　道安在襄阳先住白马寺，因徒众数百，白马寺地方狭小，于是在贵族和王室的支持下，创建了檀溪寺。道安在襄阳讲经时，总集了众经的目录（《综理众经目录》），考校译本、注释经文，他撰写《安录》使各个经典都有了依据。包括了东汉灵帝到东晋孝武帝将近两百年间的译经记录，是当时汉地所能见到的佛经，全部整理后的第一部最系统的佛经目录书。道安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学之先河，为整理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了开拓性重大贡献。　　道安在襄阳时，除了从事佛学的研究与著述外，每年还讲两次《放光般若经》，从来没有间断过。当时跟随道安学习的人很多，有僧众数百“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因此就制定僧规作为僧尼轨范。他制定的三条僧规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道安在襄阳的十五年是他弘扬佛教的辉煌时期。前秦苻坚一直对道安十分的暗慕，认为是一个可以辅助成就自己大业的圣人。在建元十四年苻丕攻打襄阳，得到道安，苻坚非常的倚重他，道安住在五重寺，追随道安的僧众达到数千人。道安在长安的七、八年当中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经之外，最主要的是组织翻译事业。译毕之后，常序其缘起。即使兵乱都邑，还工作不止。如昙摩难提翻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僧伽提婆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跋提翻译《毗昙心论》、《四阿鋡暮抄》，昙摩鞞翻译《摩诃钵罗蜜经抄》，耶舍翻译《鼻奈耶》他非常重视戒律，主持翻译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戒律大本《鼻奈耶》，他都亲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有时对于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从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至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道安一直住在长安五重寺讲经译注，“僧众数千，大弘法化”。他先后主持译经10部180卷，100多万字。还注释佛典和注经作序，仅作序就有60多种。　　道安注重研习与弘通小乘禅学，对小乘禅学非常的精通，他撰写过《大十二门论》、《小十二门论》、《安般守意经解》、《道地经注》等有关小乘禅学经典的注疏，还写过不少有关的经序。直到晚年，他还在不断地为安世高翻译的经典写序注释。　　道安还以般若学来贯通禅数之学，认为“安般守意”就是要“宅心本无”，即是将悠然无寄、泯然无名之心契人真如实相。在他看来，“若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而要“宅心本无”，又必须“以慧探本”，以确立“正觉”，即修习各种禅观，都要依赖般若。尽管道安仍认为通过禅定能达到“举足而大干震，挥手而日月扪”等神通，但他并不以神通为禅修的目的，也不以变化技术来惑常人之耳目，而是进一步将修禅的重心转移到修心上来。在他由禅学转到以般若学为主的后期思想中，他进一步提出了有无均净、本末等尔、戒定慧泯然尽息的思想，突出了“心”之本然状态与真如实相的契合，在一定意义上已具有了以大乘般若空观的简便法门来改造烦琐的禅数之学的倾向。　　道安自禅观趣般若，以般若解禅观，不仅对后来的禅学，而且对整个中国佛学的发展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禅学正是经过魏晋般若学的洗礼并与南北朝的佛性论结合才逐渐摆脱了小乘禅数学形式化的倾向而趋向了主体精神的修炼和心理的超越，从而最终演化出了中国禅宗。　　道安一直致力于般若学的研究，他曾用玄学贵无论的观点解释《般若经》。道安用“玄”解“佛”，把般若学思想解释为玄学家的“以无为本”的思想，又吸收禅学的精髓，并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本无宗。在当时的众多学派中，成为当时众多宗派中的第一大宗。道安本无宗的思想，有利后来人们对般若学的理解，在当时起砥柱中流的作用。　　道安生活在一个充满战乱与苦难的时代，但在佛教发展史上，它却是释迦牟尼入供东土以后第一次受到全社会普遍顶礼膜拜的时代。道安自12岁出家后，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建立僧团，制定僧规，整理翻译佛经，划一僧尼姓氏，开创学派，培养门徒……，他成为中国早期佛教传播发展史上卓而不群的特殊人物，道安是杰出的佛教学者和佛教领袖。是东晋佛教学界的“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