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萸受贿罪死刑案是2007年我们国家反腐败斗争的一件大事,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被执行死刑,成为近年来我国第四名被判处死刑的副部级以上官员。其研究意义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现实司法实践中,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受贿案件呈现出形式多样化、手段越来越狡猾以及行为越来越隐蔽的趋势,造成不少案件查处的难度越来越大,证据收集、确定非常困难,致使对这类犯罪打击不力,影响了反腐败的深入开展。另一方面,包括受贿犯罪在内的死刑改革研究正在热烈的研讨中,怎样结合受贿犯罪新的形势,探索出职务犯罪死刑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将是当前受贿罪的疑难问题。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郑筱萸受贿死刑案件的特殊背景,因此,本案为在新形势下研究受贿罪的认定、死刑裁量以及受贿罪改革等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极为典型的样本。　　 除概述之外,本文正文共分三个大部分:　　 第一部分,受贿罪的司法认定问题。在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在郑筱萸受贿案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或典型的理论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受贿罪的对象问题。结合本案案情,对国内外关于受贿罪对象各种争议观点进行完整的梳理,并根据我国现实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当前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趋势的观点。第二,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问题。在这一部分中,分别讨论了事先没有约定的事后受贿、事先没有约定的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影响力交易的认定。第三,家庭型受贿犯罪问题。本案是一例非常典型的“家庭型”的受贿案件。在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了“家庭型”受贿罪主体范围、罪过认定以及家庭型受贿罪主观故意的推定问题。　　 第二部分,受贿罪死刑的司法裁量研究。这一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讨论受贿数额的死刑量刑意义。受贿数额不是受贿罪死刑的唯一依据,但是受贿数额达到特别巨大是死刑裁量基础；其次,界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操作标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罪行极其严重”是客观危害特别严重与主观恶性极大的统一,第二,药监行业直接关系老百姓的生命健康,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其危害特别巨大；再次,具体分析影响受贿罪死刑裁量的其他量刑情节。在本案中,这些情节包括有悔罪表现、积极退赃和自首的认定；最后,根据以上量刑标准结合案例具体分析。本案郑筱萸受贿数额达到法定的死刑数额,其职责的特殊性,特定行业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极大,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虽然具有酌定的从轻情节,但综合全案不足以从轻,判处死刑符合我国法律规定。　　 第三部分,受贿罪的死刑立法完善研究。这一部分分两种情况分别讨论:从死刑改革的角度入手,对受贿罪死刑存废问题进行分析。分别讨论了受贿罪死刑保留论和废除论的观点,再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受贿罪死刑废除在中国的现状。在保留受贿罪死刑的前提下,探讨受贿罪死刑刑罚改良途径。一方面从严限制和控制受贿罪死刑的适用,提高死刑裁量标准。另一方面,完善整个受贿罪的刑罚结构,使之与死刑改良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