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对其思想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自疑古思潮盛行以来,经过层层剥离,孔子研究的资料可信者似乎少之又少。《礼记·礼运》为孔子与子游的对话,有孔子对于“礼”的思想的系统阐发,特别是其中涉及到孔子的“大同”学说,从而被人们视为儒家名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不论《礼运》的可靠性,还是《礼运》“大同”学说与孔子的关系,人们的认识竟然都模糊不清,争议不断。由于新出土文献的问世,以前曾被认定为“伪书”的《孔子家语》得以重新认识,此书亦有《礼运》篇,这为认真研究此篇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契机。本文在认真检讨《礼运》成篇时代和学派属性的基础上,对《孔子家语》和《礼记》两书的《礼运》进行文本比勘,比较其异同,探察差异产生缘由。在对《礼运》文本有较好了解的基础上,研究其蕴藏的思想内涵。前人对《礼运》的研究注入了很多精力,然多瞩目于其成篇的时间与所属的派别,这自然是研究《礼运》的关键所在。但是,由于《礼记》本身成书的复杂性,人们的理解依然莫衷一是。事实上,以往的研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人们对《礼运》成篇的时间和学派属性认识难以统一,对该篇的研究多在其中所涉及的所谓“儒家的大同”之类,并没有真正抓住根本,很少关注其中孔子的礼学思想。子游的生年问题,是解决《礼运》成篇诸多问题的关键。以往,人们据《史记》的记载,认为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由此,该篇所记孔子与子游对话之时,子游应该不到十岁。不言而喻,孔子不大可能与一位孩提少年讨论如此深奥的问题,由此,否定孔子与《礼运》关系、怀疑《礼运》的记述者越来越多。该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孔子家语》。依据地下新材料,通过对学者们认定为“伪书”的证据一一排查,我们发现《孔子家语》并非“伪不可用”。在流传过程中,《孔子家语》形成多个版本,其中,与这里相关的内容中,四库全书本和同文书局本的记载比较全面,这两个本子明确记载“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与《史记》的记载相差十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孔门其他弟子的比较观察,发现子游并不是一个“个案”,在《孔子家语》与《史记》的记载中,有多位弟子都是相差十岁。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证据是,孔子收徒授学有一个年龄标准,就是《论语》中孔子自己所依的“束脩以上”。《论语》所谓“束脩”,其实是指年十五岁,孔子说弟子年十五岁以上才可入门学习。子游与孔子的年龄差异应以《家语》的记载为是。孔子的言语一般由弟子所记,《礼运》本应出于子游之手。当然,《礼运》文本问题比较复杂,《礼运》为子游所记孔子之言,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孔子家语》与《礼记》两个文本的差异,已经说明很多问题。比较两书的《礼运》篇,发现《家语》的记述并未涉及与“大同”相对应的所谓“小康”。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小康”很可能为汉人误解文意而添加的结果。原来学界认为《礼记·礼运》有不少“错简”,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与《家语》的比勘而得到解决,这其中有些确实为“错简”,而有些为后人误解文意所致。除此之外,两书的《礼运》还有其他差异,究其因,多是《礼记》编纂者受汉代政治因素影响而对其做的加工。通过认真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孔子家语》的材料更为古朴、可靠。《孔子家语·礼运》的材料较《礼记·礼运》更为原始,但其在逻辑上要逊色一些,这应当更能说明《礼记》是汉代重编的结果。我们对勘歧异,比较去取,可以最大程度地再现《礼运》文本原貌,从而可以更有利于《礼运》思想史意义的开凿。“天下大同”是孔子的美好政治理想,“礼”是实现“大同”的必由途径,孔子还认识到“礼”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治世功能,是因为它是孔子“天道”、“人情”之思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