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6月确定毕业论文题目之际,查询、翻阅众多文献、书籍良久,仍未所获、焦头烂额。一次在郑伟老师召开的讨论会会议上,郑老师谈到他最近正在代理的一个串通投标罪案件,案件中存在众多疑难争议点。瞬间豁然开朗、恍然大悟,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会后,笔者到网上收集大量的关于串通投标罪的资料,发现该罪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窘境,理论研究不足而实践适用困惑重重。正如郑伟老师所说:“刑法如树枝,由无数叶片组成,只有对每一叶片深入研究,才能进行了解”。然而,在刑法的教学过程中,少有老师提及串通投标罪甚至忽略该罪名的讲解,进而导致对该罪名关注度较少。笔者认为每个罪都有研究的价值,即使其属于冷门罪名,所以笔者选择该罪作为毕业论文研究的对象。我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对外开发、发展市场经济,伴随而来的不但有经济的迅速腾飞,更有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经济犯罪形式。以不正当竞争手段破坏市场经济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秩序,串通投标作为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之一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在我国每一年查处的超600件行业限制竞争案件中,1996年惩处的串通投标案件只有23件,串通投标案件占有率低于1%。2012年3月月末,我国总共查处的工程建筑范围内的违规不法案有21766件,在这些案子中波及到招标投标的全部有3305件,占有率为15.2%。仅仅十来年时间我国串通投标行为就增加了数千件。虽然,我国1997年《刑法》将串通投标犯罪行为正式写入刑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六条列明了串通投标罪立案追诉标准。但是,该罪名的复杂性与立法规定的简约性之间的矛盾,导致该罪适用过程中困惑重重。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罪名的疑难困惑不应将其归咎于立法的缺陷,急于出台更多的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而是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理解与运用现有的刑法理论与法律法规,继而解决实践中的刑法问题。在这写作思路下,笔者将从实然的角度,在对串通投标罪现有的相关法律、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对实践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展开深入地剖析。截至目前,我国串通投标罪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该罪名的概念、构成要件与共犯问题。然而对串通投标罪的主体身份问题如何定罪的问题,研究不多;对该罪“情节严重”的研究侧重于定位,而“认定问题研究不够;对于串通投标罪直接经济损失认定问题,目前只有几篇文献有涉及谈论。笔者采用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归纳总结法对串通投标罪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招标代理机构、借用资质挂靠后以被挂靠人的名义投标的机构或者个人、评标委员会成员这三类主体是否能够成为串通投标罪的主体、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的甄别、“情节严重”定位和判别、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确定、串通投标罪与相似罪的界限,以及本罪的共犯问题进行解析,以期为司法适用提供一些思路。综上所述,以上为本文的主要内容,其中第二章与第三章为重点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