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等级社会中,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诏书是帝王颁发的政令,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一经颁布会对本朝甚至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汉代诏书数量庞大,内容涉及到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本文以《汉书·艺文志》总序中涉及的诏书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同时关注西汉诸位帝王关于收书、藏书、校书方面的诏书。西汉诸位帝王下诏搜集整理图书主要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西汉初期,以惠帝下诏“除挟书律”为标志,这是西汉的图书解禁期;第二阶段在西汉中期,以武帝元朔五年(前124)下诏藏书为起点,武帝明确了一系列的藏书校书政策,使相关的藏书与校书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三阶段为西汉后期,以成帝时期河平三年(前26)下诏校书为标志,西汉官方校书制度在刘向等人的校书实践中得到完善。本文以专题的形式,着重分析惠帝、武帝、成帝时期诏书的颁布背景,具体实施过程以及这些诏书对西汉校书制度的影响。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介绍诏书在汉代官方文书中的地位,西汉帝王诏书的颁布、传递、管理情况,以及《汉书·艺文志》总序涉及的诏书内容。第二章西汉初期是书籍的解禁期,此章主要介绍汉初几位帝王下诏搜集整理图书的情况。首先还原高祖时期下诏整理藏书的情况,继而分析惠帝“除挟书律”的诏书原文,以及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律”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第三章西汉中期,武帝颁布一系列具体的藏书政策后,西汉的官方藏书校书制度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本章以武帝元朔五年(前124)颁布的诏书为研究对象,首先考察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劝学诏》与藏书政策的关系,阐释西汉官方图书收藏整理制度的确立背景,以及武帝时期具体的图书搜集整理情况,最后分析武帝下诏藏书的影响。第四章西汉后期,自成帝下诏命刘向校书开始,西汉官方校书制度在刘向等人的校书实践中得到完善,形成系统的校书流程。本章主要阐释成帝下诏命刘向等人校书的原因、此次校书活动的特点,以及成帝下诏校书对汉朝学术的影响。第五章结合前文传世文献中西汉帝王下诏校书的相关记载,总结西汉校书制度确立的原因、方式,以及西汉帝王下诏对西汉官方图书搜集整理活动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