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将民国时期的唐诗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对象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探讨，共分三编：上编是“文献叙录”，对民国年间发表、出版的各种类型的唐诗学方面的论文与著作做了尽可能全面的勾稽、分类和叙录。所含文献如下：重印的唐诗文献古籍共二百多种；新整理（含新选编）的唐诗别集和总集共八十多种；撰写的唐诗概论类与唐代诗人研究类的著作六十多部、论文三百多篇；此外其它与唐诗相关的论著共二百多部（篇）。在认真研读原始文本(一级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上述各类文献的体例、内容做了评介；注意将它们置于唐诗学发展史的语境里，揭示其演进特征和学术贡献。中编是“专题研究”，民国时期唐诗研究的内容相当广泛丰富，本文从中提炼出几个成绩突出或富有特色的专题加以探讨，梳理其研究历程、总结其学术意义。一.探讨民国学者对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唐诗》所作的实际调查以及对《全唐诗》文献较全面深入的整理研究。二.评述在近现代中外文化大交流背景下，民国学者探索、考证李白生地在西域碎叶的历程，分析了他们如何突破校雠法的单一思路，而从跨文化交流的广阔视野中锁定焦点、多维求索、科学论断的原因。三.民国学者对“一流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几乎言人人殊，如有“古色古香”的比兴托寓说、新潮前卫的恋情性爱说、象征主义的多义联想说等等，这些阐释折射出现代多元共存的文艺思想，也趋向于对文学本质特征的准确把握。四.《秦妇吟》的失踪与重现是一个千年传奇，也是近现代中国发生的敦煌文物劫难的个案，本专题完整地考察了该诗被追寻、整理、探究的过程，评介了一批学者在语言文字的校释、失踪原因的考索等方面的贡献；并以该学术案例说明，民国学者为中国敦煌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辨析朱光潜与鲁迅对钱起《省试湘灵鼓瑟》的不同阐释，两人文学评价的标准不同，文学批评的方法也有差异。就标准言，朱光潜以“静穆”为文艺的最高境界；而鲁迅则强调文艺的刚性（斗争）品格。联系特殊的时代语境看，鲁迅正确，而朱说不合时宜。就方法言，鲁迅提倡的是以反映论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而朱光潜所用的则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理论”。当前者遇到阐释障碍时，后者可补济前者之困；两法可以相容互辅。六.评介程千帆等人的唐诗学佚文，程先生擅长“借助于自然、社会诸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对唐诗艺术进行崭新的阐释；其诗学特征是能够融会旧学与新知，并超越个别诗句、篇章的笺释而提炼出诗艺的规律。此外本文还提出了开展现代唐诗学文献辑佚的刍议。下编是“学者研究”，民国时期曾经编纂、撰写过与唐诗有关的著作或者论文的学人不少于二百位，取得一定成就的学者也有五十位以上。其中有几位学术大师，成就突出，影响深广，特予专门评价。他们是胡适、闻一多、陈寅恪和钱锺书。胡适论唐诗表现了鲜明的进化论观念、平民意识和自由精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其基本观点一新天下耳目，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唐诗研究者们。闻一多致力于唐诗学二十多年，对清编《全唐诗》文献做了初步的科学的整理，其学术经验和成果都被当代学人所继承。他对诗歌艺术有极高的领悟能力，对唐代诗史做了精深的论述，对许多诗人和诗歌作品进行了精湛的品评。陈寅恪精于考证，将“文史互证”法运用于唐代诗歌研究，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此外他还融合中外“比较研究”方法，对“元白”等人“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分析，从而说明了“文学演化之迹象”与“文人才学之高下”。钱锺书不重“背境”，而偏好于文本的内部探究，他对唐诗的对仗艺术和使用语助虚词的情况有细密而系统的梳理、辨析，对李贺“长吉体”语言的奇诡奥秘做了清晰的揭示。在方法上，他是跨越中西、打通各科。其“打通”法具有范式意义，也指示着未来世界人文学科的一种新走向。从晚清至民元，唐诗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就民国本身三十多年而言，唐诗学更是在不断推进。清末民元，有些学者受进化论等西学影响，表达过轻视格律、推崇自然的诗学理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学人们热情宣传民主、科学观念和个性解放思想，刷新了唐诗研究者的目光，革新了唐诗学论著的风貌。1930年前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开始被一些知识分子接受，并尝试运用于唐诗研究；与此同时更多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被译介到中国，研究者们既植根于本土的文化沃壤，又广泛汲取异质的养分，并勇于进行多方面的创造，从而把古老的唐诗学推进到现代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