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月,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市内的银雀山发掘了两座西汉前期的墓葬(即一号汉墓和二号汉墓),其中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共计4942枚(其中包括残简),简文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大约是汉文帝至汉武帝初期抄写完成的。这批竹简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古代哲学、军事、文献、历法、文字、书法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银雀山汉简文字存在大量的异写与异构现象,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可以揭示汉字在演变过程中的许多现象,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早期汉隶的特征。1985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银雀山汉简文字编》,为我们研究银雀山汉简异写字与异构字问题,提供了方便。王宁先生在她的汉字构形学理论中,丰富了传统的异体字理论,将异体字区分为异写字与异构字,她在《汉字构型学讲座》中还说：“异写字是职能相同的两个字,因写法不同而形成的异写。”王贵元在《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中进一步对异构字阐释说“这里称作异构字,是为了跟异写字区分开。异构字在记录汉语的职能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音与义绝对相同,它们在书写记录语言作品时,不论在什么语境下都可以互相置换。但异构字的构形属性起码有一项是不同的,所以称为异构字。”通过考察《银雀山汉简文字编》中文字异写与异构的基本状况与形成原因,我们发现,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文字异写的现象更为突出,异构字的数量不是很多,出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书同文”政策,基本上统一全国的汉字运用。所以汉字在构形方面已经基本趋于稳定。通过分析,我们得出银雀山汉简异写字形成的内部原因主要是书写变异,突出的表现为笔画的减少和笔画的变异,如笔画的趋直、交叉、出头、长短、粗细,以及掠折笔画的不同与“雁尾”笔画的差异等等。这是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趋简规律的体现。同时,掠折笔画及雁尾笔画的出现,说明了西汉初期正处于隶书形成的发展阶段,隶书字体的书写还不稳定,所以在笔画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也符合文字的发展规律。当然,一定时期文字的发展也有其时代的原因,西汉早期隶书字体的初步形成,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教育制度等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为之后隶书字体广泛应用于社会之中,并被大众所认可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与战国时期的隶书字体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汉早期隶书正处于隶书形成的近成熟阶段。银雀山汉简异体字现象比较的明显,通过将其与篆书与成熟的隶书相比较,能看出这些文字正处于隶书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汉字已经出现了“掠折”、“雁尾”笔画,这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隶变信息有着本质的区别,战国时期的隶变主要表现在字形的简化上：第一,出现了与隶书写法一致的省减体。第二,笔画线条呈现由圆转向方折转变的趋势,这其中包括笔画的趋直和由趋直带来的笔画连断现象。但是,战国时期的汉字隶变并没有任何“掠折”、“雁尾”笔画的出现,文字的整体风格还没体现出扁平的特点。所以,我们说战国时期的隶变是隶书形成的早期萌芽阶段,而西汉早期的文字隶变现象已经反映出了篆书与隶书的本质上的区别,与东汉成熟时期的隶书在字体风格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成熟的隶书在笔画的“掠折”“雁尾”方面表现的更为突出。总之,银雀山汉墓竹简在书写方面的简化与草率,让我们从中看到了成熟隶书的影子。同时,简化和草率直接导致了大量的异体字的出现,而隶书字体的发展,使用字大众更加的青睐于使用隶书,以至于篆书也随着秦朝的灭亡而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银雀山汉简中的文字异写现象,说明汉字的发展和形体的演变,并不像改朝换代那样会一夜突变,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是漫长的。篆书并没有随着秦朝的灭亡而直接的消亡,西汉早期的隶书还带有篆书的些许味道,使我们可以在汉字的重要转折时期,看到了近成熟期隶书的特点,以及所体现出的这一时代的汉字时代风格。我们认为,在西汉这一汉字大变革的历史阶段,异写字与异构字的出现,并没有阻碍汉字的发展,相反,它正是汉字蓬勃发展的象征,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对文字的发展来说,创新是其生存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