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是19世纪来到中国的一名英国传教士。从1861年到1896年的35年间，傅兰雅将他在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传播和普及科学，对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以及后来中国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傅兰雅做为一名传教士，却几乎没有从事过传福音的工作。但这并不代表他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或者对本职工作有所懈怠，而是因为在他的思想中，传播科学是上帝赋予西方人的神圣使命。本文以承认傅兰雅传播科学的工作与传教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对他的生平、传教策略和具体工作进行探讨，最后将问题集中于中西文化交流上，以“科学”为交点，来分析中西文化相遇时所产生一系列反应。本文首先对傅兰雅的生平做了简要的描述，通过对其在英国（1839—1861）、中国（1861—1896）和美国加州（1896—1928）三个地方的主要活动的介绍，勾勒出傅兰雅这个人的整体形象，并说明他是如何逐步建立起“传科学于中国的传教士”这样一种身份的。由其生平可见，“科学”和“传教”是描述傅兰雅的两个关键词，这与19世纪的新教传教运动以及傅兰雅所受的西方文化的熏陶有着直接的联系，傅兰雅的传教策略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因此本文对19世纪新教传教运动的环境、特点以及这场传教运动所涉及到的具体处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接着又对19世纪时科学与基督教关系的演变进行了论述，从分析导致科学与基督教之间产生联系的机制入手，探讨当时对这种关系影响最大的三种因素——科学建制化、自然神学和进化论，从而为介绍傅兰雅对传教、科学普及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做好铺垫，进而对傅兰雅的传教策略进行了分析。从传教的角度看，傅兰雅是以一种目的论式的思维方式，把科学发展导致社会繁荣与基督教的胜利统一在一个过程当中，傅兰雅正是通过这种思想给他自己的工作赋予意义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傅兰雅展开了他在华的一系列具体工作。因此本文的第三部分主要以傅兰雅的传教策略为线索，集中论述了他在中国的具体工作：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出版西学书籍、创办《格致汇编》、参与创建和经营格致书院、参与益智书会编辑教科书和统一科技术语中文译名的工作。这几项工作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中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是傅兰雅一生中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傅兰雅在中国以多种方式坚持不懈地做了大量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然而知识的传播并非传播者单方面的灌输，中国文化是如何理解和消化这些知识的，同样也是决定传播结果的重要因素。本文最后一部分以傅兰雅的工作为切入点，将主题集中到中西文化的相遇的语境中，探讨了在清末的两股重要思潮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中国士人是怎样认识和处理来自西方的知识的。从洋务派和维新派对西方文化、对宗教、对科学的反应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傅兰雅的工作在中国并没有取得他所想要达到的效果，而另一方面，他所做的工作也通过更为多样的方式渗入到中国的发展中，影响深远。在结语部分，本文从新教传教士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傅兰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两个方面来对前文进行总结，同时为了说明还可以在更为立体的背景中对傅兰雅所做的工作进行探讨，又添入几段零散的资料做为补充，以此做为对进一步的研究所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