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乡城流动过程中,越来越多人从单枪匹马到举家外出、从“流动”到“移居”,乡-城迁移及移居现象,已不仅仅是一种打工、挣钱的经济行为,而是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性质乃至城市化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标志。当然,城市化不仅是大量农村居民进城,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如何能够在城市稳定生活和融入城市,在农民——农民工——乡城移民——市民这一过程链条上,伴随的是进城、冲击、适应、认同、融入这一漫长过程。只有当乡城移民真正摆脱候鸟式流动,能在城市长期居住并真正融入到城市,我国城市化才真正完成。那么,在乡城移民家庭式迁移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移民家庭的城市融入,已成为当前及未来我国城市化和社会发展中所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本研究通过多阶段、多种抽样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抽取了广州、长沙和柳州3个城市中9个街道、18个社区；共对900户乡城移民家庭和442名乡城个体流动者分别进行了面访式问卷调查(部分典型调查对象做了深度访谈)。本研究主要进行定量分析,辅之定性分析。在分析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基本状况的基础上,考察了社会结构性因素、迁移意愿及迁移方式等主体性因素与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的可能性关联,揭示了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家庭形式的移民(即乡城移民家庭成员)与个体形式的流动者(即乡城个体流动者)相比较,移民家庭成员的城市融入水平相对较高。由此认为,研究由农村进入城市生活人群的城市融入状况,应注意不同主体的状态及类型,将此作为考察的重要变量,这会进一步准确、科学揭示乡城流动者、移民的城市融入状况的客观、真实状态,减少对他们的城市融入状况比较笼统、抽象的结论。第二,乡城移民家庭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三方面的城市融入状态有差异；其中,融入水平最高的是经济融入,其次是社会文化融入,再次是心理融入；城市融入状态在各维度间不均衡,但又相互关联,彼此有促进作用。由此认为,研究乡城移民家庭的城市融入状况,应注意考察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状况各个具体方面,这也会进一步准确、科学揭示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客观、真实状态,避免对乡城移民城市融入水平或低或高等比较笼统、抽象的判断。第三,在可能影响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状态的结构性因素中,社会保障享受程度、户籍制度等因素与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状态关联较弱；而家庭拥有人均土地面积、土地收益、城市住房保障及住房市场成本等因素,与乡城移民家庭的城市融入状态之间的关联较强。具体表现为：人均土地面积越多,土地收益越大,则乡城移民家庭的城市融入水平越低；城市住房市场成本越高,城市政府越重视住房保障,则乡城移民家庭的城市融入水平越高。第四,在可能影响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状态的主体性因素中,家庭迁移意愿、迁移方式是影响其家庭城市融入状态不可忽视的要素。具体表现为：夫妻迁移意愿越强,夫妻围绕城市生活的互动越多、想法越一致,则乡城移民家庭的城市融入水平越高。第五,乡城移民家庭的城市融入存在时空差异性,即进城时间上的阶段性差异和进城地点上的区域性差异。具体表现为：进城时间长的乡城移民家庭比进城时间短的乡城移民家庭的城市融入水平高；省内迁移家庭比跨省迁移家庭的城市融入水平高。生活在长沙、柳州的乡城移民家庭比生活在广州的乡城移民家庭的城市融入水平高。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认为：促进乡城移民家庭有效的城市融入,也促进城市化进程,应提倡乡城移民家庭地域空间上的“就近进城”,扶助乡城移民家庭时间上的稳定居留。本研究还尝试对国外迁移理论及其适用性作了一些讨论、回应；并尝试提出了研究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问题的一些研究假设；也对本研究的欠缺和局限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