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是现代各国追诉犯罪的主要方式。作为规范公诉权合法、适当行使的公诉证据标准是控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的最低限度要求,是检察官在综合审查起诉阶段所掌握证据的基础上,结合主观判断所达到的一种法律真实。在司法实践中,公诉证据标准发挥着引导侦查、统一公诉、抑制公诉权滥用及保障人权的功能。一国公诉证据标准的设立受到该国起诉制度、诉讼模式和诉讼文化的内在制约。现代西方各国为保证公诉的合法性和适当性,都在立法上对公诉证据标准予以明确规定。采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采取“预期可予定罪”的公诉证据标准；而采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采取“足够证据证明控诉或犯罪嫌疑”的公诉证据标准。虽然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但都低于法院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此外,各国还对控诉机关的起诉设置了一定的审查程序。我国现行公诉证据标准与侦查终结和有罪判决的标准一致,都是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真实,且法院对检察机关的起诉只进行形式审查。“一刀切”式的公诉证据标准在立法上过于抽象,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存在诸多弊端,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公诉证据标准进行重构。考虑到我国检察机关特殊的法律监督地位,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以及控辩式庭审方式,宜适用“检察机关认为有足够证据证明指控并且很可能获得有罪判决”这一标准。检察机关在对该标准的把握上可针对不同性质的案件及事实区别对待。同时,为配合该标准的实施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进行某些改革,设置庭前对公诉的审查程序,并要求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公开心证过程,加强辩方的诉讼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