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的变迁,用户媒体使用习惯的改变,使得近年来公众针对公共政策的评论中,呈现出明显情绪化倾向。公众所表达的情绪中,蕴含着对公共政策的态度、见解、倾向、关注话题等。公众情绪表达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会影响到公众与政府和媒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本文以三孩政策发布为例,将新华社微博下的公众评论作为研究文本。通过访谈发现,公众情绪表达表达可以分为五个步骤,首先是公众自身累积了大量的社会情绪;其次是微博热搜使得公众得以接触到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的高民意相关性与阶级性引发了公众的关,由此公众产生了疑惑、愤怒、厌恶等情绪体验;网络空间的情绪分享塑造了公众表达情绪的情境;最后,公众持续表达或不再表达、还有部分公众对政策的讨论会从线上延伸到线下。用情绪词库加人工编码的方法,综合访谈资料,分析公众情绪表达的结果,即情绪倾向、情绪类型、话题类型等。结合质化分析发现,公众三孩政策的情绪表达过程中,情绪表达类型以厌恶和焦虑为主、且负面的宣泄对象多为国家和政府,但对国家和政府也表现出了支持理解、关注的焦点是政策本身。公众情绪表达的结果根源于对风险预估等,表达情绪的目的为期待政府完善政策、吃瓜的娱乐需求。公众表达情绪的动力为维护利益、负面情绪“嫁接”等。正是公众表达的动因,也使得政府面临信任危机、公众与政府媒体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加剧等。综合公众情绪表达的过程、结果、原因与影响,发现公众的负面情绪不断累积与表达,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如影响公众对意见气候的判断、对社会情绪感知存在误差、信息流畅不畅、阻碍公共政策执行等问题。为此,政府、媒体和公众应当疏导公众情绪表达。政府应当协助公众正确感知社会情绪、媒体应当疏通信息流通的路径、公众应当合理宣泄情绪,重建对政府的信任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