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饮用安全的饮用水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它不仅影响着人类的健康,也是一个国家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我国可利用的水资源比较稀缺,而且我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各地区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存在很大的差异,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比较突出。据统计,2013年城市自来水普及率高出农村地区25.6个百分点,其中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最高的上海(100%)和最低的陕西(40.2%),两者相差59.8个百分点。截止2014年,我国约有1亿农村人口存在饮水安全问题。这不仅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也严重危害到农民的身体健康。本文在梳理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农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现状,总结历年来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历程以及成效和问题之后,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和2013年28个省450个村的面板数据,建立Logit模型分别从总体上、收入差异、地区差异以及国家政策差异四个视角,就家庭收入,地理位置等因素对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试图为政府更有效的改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提出建议。主要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收入、农户家庭所在地区、户主性别、户主教育程度、家庭住房面积、家庭人口规模、室内整洁程度、村交通便捷程度、村地形以及国家改水政策对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户主年龄、家庭人口结构对其影响并不显著。(2)从我国农村总体上看,家庭收入和地区变量作为关键自变量与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关系都在1%水平上显著。农户家庭平均年收入每增加1%,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就相应的提高了11.9%。居住在东部地区的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比中西部的高出1.7倍以上。另外,户主是女性的家庭安全饮用水可及性要比男性的家庭高出14.7%,并在10%水平上显著;户主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安全饮用水的可及性,户主文化程度是高中及以上的家庭安全饮用水可及性要比低于高中程度的高出37.2%；家庭住房面积每增加1%,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就提高66%；针对居民环境卫生素养和习惯而言,室内越是干净,居民越有可能使用的是安全的饮用水；道路类型与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关系在1%的水平上显著,家庭所在地区道路类型是柏油路或是砂石路的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要比土路的地区高；平原、高原和山地地区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要高于盆地和丘陵。(3)更深层次的研究表明,在不同收入层次影响下,各因素对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影响也是有变化的。对于低收入组的农村居民而言,户主的教育程度与农户自来水可及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中高等收入组家庭中,户主学历与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在中高等收入组里,室内整洁对居民安全饮用水可及性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低收入组,该因素对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在低收入家庭组里,村地形比在中高收入组家庭更能影响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在农村总样本下,农户到农贸市场的距离与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并不相关。但在中等收入家庭中,村到农贸市场距离的减少能够提高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4)在不同地区,各因素对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家庭人口规模而言,总体上对农户是否获取安全饮用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不同地区下对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的减少能够提高农户安全饮用水的可及性,但这一现象并没有表现在东部地区；在东西部地区,农户家庭年均收入与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该现象并没有出现在中部地区；对于居住在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而言,户主的教育程度与农户自来水可及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东西部地区,户主的学历并没有提高饮用水可及性的作用。(5)农村家庭参加改水能有效提高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并在1%水平上显著。而且在参加改水的农村家庭中,室内整洁程度和户主的教育水平对农户安全饮用水可及性的影响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