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党的十九大会议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有力抓手,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具有重大的意义,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调动乡村各类生产要素。乡村旅游作为与农业产业融合最高、与农村空间联系最紧、与农民群众接触最深的旅游形式,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作用,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发展成为重要的乡村发展思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作为经济欠发达和生态系统脆弱的叠加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将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探究典型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尝试对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关系进行探究。本文拟按照“理论研究——耦合关系分析——评价体系构建——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总体思路渐次展开。首先,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的综合述评,获得一定的研究成果支持。本文以系统理论、协调理论、耦合理论作为研究基础,以DSR模型作为分析框架,从耦合驱动力、耦合状态、耦合响应三个方面分析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关系。其次,本文基于科学性、可行性、系统性原则、特殊性原则,选取相关领域学者们普遍认可的评价指标作为指标主体,围绕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表现（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五大方面的耦合）与耦合效益（生活富裕）设置评价指标。通过两轮专家咨询法,对评价指标进行具体的修正,最终构建了1个目标层,2个系统层,12个准则层,56个指标层的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沿用主流的耦合计算模型,分析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系统与乡村振兴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将耦合度划分为低水平耦合、初步耦合、良好耦合、高度耦合四个阶段,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失调阶段与协调阶段。再次,本文选择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作为实证分析对象,分析2010-2019年其乡村旅游系统与乡村振兴系统的耦合发展情况。实证分析包括三部分内容: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分析、耦合模型测算、耦合模式归纳。通过peasron分析,筛选出适用于富川瑶族自治县的耦合评价指标,利用极差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利用熵值法求解指标权重,将数据代入耦合计算模型,模型测算分析结果为:（1）富川瑶族自治县乡村旅游系统与乡村振兴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变化幅度大,通过纵向比较发现乡村旅游综合评价指数由0.0199上升至0.4858,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由0.0151上升至0.4669;通过横向比较发现二者的综合评价指数呈现阶段化变化,2010-2016年乡村振兴系统是耦合的优势系统,2017-2019年乡村旅游系统是耦合的优势系统,当乡村旅游系统处于优势地位时,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出现了质的飞跃,说明乡村旅游系统是发展水平是推动耦合协调度变化的关键因素。（2）两系统间的耦合度在2010-2019年一直处于高位阶段,均大于0.9,说明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联系紧密。（3）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可分为3个阶段:2010-2013年（失调阶段）;2014-2015年（临界阶段）;2016-2019年（协调阶段）,其中2016年是关键的转折年份,耦合协调度首次超过0.5,系统耦合进入协调阶段,2019年耦合协调度为0.6901。同时,通过灰色关联模型对富川瑶族自治县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指标耦合贡献度进行分析,发现旅游环境、乡村组织、乡村产业、生活水平等因素对二者的耦合关系影响较大。通过实地调查,本文将富川瑶族自治县乡村旅游系统与乡村振兴系统的耦合模式归纳为传统复兴型、现代驱动型、综合发展型3种类型,分别对应选取秀水村、虎头村、岔山村为例进行说明,从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效益6个方面阐述不同耦合发展模式下,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发展情况。并总结出3种耦合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共性:政府主导、农民参与、资源共享。最后,基于实证分析本文分别从乡村旅游发展、乡村振兴发展、耦合保障机制、耦合长效发展模式四个方面出发,提出了增强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方面耦合效益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