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公众的普遍关注。面对日益严重的西部草原生态问题,“游牧民定居”日益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游牧民定居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开始逐步实施,甘肃甘南也不例外。作为我国内地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甘南是由内地过渡到西藏的重要中间地带,而游牧民人口在甘南占有相当比例,所以任何关于其境内游牧民的举措都至关重要,不容有些许差错,因为这关系着甘南地域的稳定与否,关系着我国的边疆安全。然而这一承载国家美好初衷的游牧民定居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却引来诸多质疑,这使我们颇感意外,于是希望通过对于极具典型性的碌曲城南新区牧民新村的调查,找出其中的缘由,并以人类学的深描来还原牧民新村藏族游牧民的定居实践。游牧民定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庞杂工程。以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相关理论、可持续的综合发展观以及文化多元化理论为思考维度,客观理性地审视牧民新村的游牧民定居问题,能够使我们逐渐剥离迷雾,对于游牧民定居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其在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拥有更深层次的认知。定居对于传统藏族游牧民来说,是有着切实的益处的,这尤其体现在牧民新村学校教育和医疗体系的相对完善上。藏族历来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他们尊敬老师,尊敬任何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便充分体现在了藏族游牧民定居之后,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藏族游牧民个体,对于孩童教育的全力支持。而由于长期的游牧生活,藏族游牧民通常患有诸如心脏病、风湿病等一些疾患,如果说此类病症不好避免,那么因为突发性疾病不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而不幸失去生命的藏族游牧民,会让人们更加关注藏族牧区医疗卫生水平整体的改善与提高。游牧民定居对于牧区医疗体系的实质性改善,在一定意义上得到了体现。然而游牧民定居,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与思考,尤其是对于传统游牧文化的担忧以及一些定居政策所呈现出来的消极效应。游牧民定居解构了藏族游牧民原有社会的正常秩序,游牧民的生活与文化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常常要思考与研究的重要课题,如何维护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平衡便成为我们努力想要给出完美诠释的命题。究竟该如何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使之不至于戛然断裂,也使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在社会的剧烈变迁中获得一定喘息的机会,便是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的课题。我国西部草原的游牧民定居政策,已经动摇了藏族传统游牧文化的根基,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担忧。而一些游牧民定居政策的相继出台,也并没有给草原和藏族游牧民带来想象中的美好,反而导致了一系列的衍生问题,在牧民新村就出现了譬如“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水资源大量消耗等一些新问题。在藏族游牧民定居政策的实践过程中,诸多新问题的不断涌现,与我们缺乏对于当前社会发展的理论的准确把握,没有对原有注重经济利益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进行反思以及人们对于游牧文化的误读有重要关联。文化是平等的,多元文化的存在应该是一种常态,然而人们对于游牧文化的偏见,使源于农学的思维和逻辑被运用到草原游牧业的改革,那么其中的偏误似乎难免。面对生态系统脆弱、严寒、干旱的西部大草原,面对世代以游牧为主、各种现代化标识落后、城镇欠发达的高原牧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使草原生态得到恢复,使广大游牧民生活得到改善,使草原牧区和谐、可持续、健康的发展。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要建设的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亦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多元文化各美其美,因此以游牧业本身的思维方式,以游牧业的理论与方法来认知、管理草原与游牧民,才是一种合适的选择。我们当然没有试图为了保护与守持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而使这些文化的承载者固守在边缘区域里。我们只是想对于游牧生活、生产方式给予一份必要的尊重,希望可以在平等对话的语境中,给予生活其中的藏族游牧民以尊重。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并应当认同他们最后的选择与决定,虽然我们真心憧憬着他们走向现代化,也能够拥有我们所认同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