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资源是一种非常稀缺的且不可再生的农业自然资源,对人类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然而,人们对耕地资源的保护意识淡薄,加之不合理的耕地利用方式,滥用化肥、农药、农膜等物质,造成土壤板结、土壤污染和退化,导致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生态安全问题突出,生态系统平衡受到威胁,从而制约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式,寻找实现耕地的优化配置,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以有限的耕地资源为依托,实现耕地集约利用最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在实现耕地得以集约利用的同时,协调优化生态安全问题,是众多学者竞相研究的,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本文以江汉平原为研究对象,建立耕地集约利用与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对2000年-2016年江汉平原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水平的年季和空间变化进行分析。最后,运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驱动力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时间上来说,江汉平原从2000年-2016年的协调发展度等级,由勉强协调型耕地集约滞后亚类升级为良好协调发展型耕地生态安全亚类。同时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与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总体呈上升的趋势,不断提高与优化,但从2008年开始耕地生态安全水平开始低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因此需要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2)空间上而言,不同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2000年-2016年江汉平原各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不断呈上升趋势,尤以武汉、宜昌两市的协调发展水平最高,2016年均达到优质协调发展型,其次是荆门、孝感、荆州和仙桃市均为良好协调发展型,最后是潜江和天门市,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为中级协调发展型。(3)驱动力因素分析表明:社会经济因素、科技因素和生产内耗因素是影响江汉平原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水平的驱动力因素。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是关键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协调发展水平就越高,它与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其次,科技因素和生产内耗因素对耕地集约利用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水平变化也有显著的影响。(4)虽然目前耕地集约利用系统与耕地生态安全系统的关系为良好协调发展型,但距离达到优质协调状态,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未来提升整体协调发展水平的途径,首先还是继续保持耕地集约利用良好发展状态,走耕地集约化的发展道路;其次保护生态环境,加大资金、技术等的投入解决存在的生态安全问题,保持生态系统平衡,使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相结合,缩小两系统之间的差距,最终达到一种更好更高层次的协调发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