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依托于中华民族文化摇篮之一的长江流域,自然禀赋优越,素有“黄金水道”的美名,是自古以来的俊秀之地和宜居之地,但是高密度人类活动和经济活动也导致长江生态高负荷承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关系甚至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2005年在湖州考察时就做出了规划要走在发展前面的指示,2014年提出要将其建设成绿色生态廊道,2016再次强调生态修复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后续治理提供指引作用。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跨域生态问题是其中颇为棘手的部分,这是由于流域环境治理具有治理对象跨域性、治理主体多元性和治理模式网络化等特点,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无法依靠单一地方政府独自进行有效解决,多政府多部门多主体间的协同治理已成为共识。党中央、国务院、长江经济带各地地方政府以及学界的学者们都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但还是必须要正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的现实困境,而建立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是解决诸如污染产业向中上游转移等新情况新问题的必要途径。本文以协同学理论、网络治理理论以及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为理论依据,以区域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两大国家战略为背景,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并对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现状进行描述,归纳整理出机制构建中反映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还是受制于传统的官僚形式,政府间合作缺乏动力支撑,公民和市场等主体也难以参与到环境的治理中来。而国内外在流域治理方面有些丰富的治理经验可以供长江经济带进行经验借鉴,国外泰晤士河流域和田纳西河流域成功经验主要在于建立独立性的流域机构、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引入市场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这几大方面;国内太湖流域的经验体现了市场机制、公私合作的重要性,洪泽湖流域则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失败的教训,在部门合作和生态补偿机制方面提供了参考。据此本文提出了如何进一步规范和提升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对策建议:一是在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组织管理机制上,要加强协同治理管理机构建设,在“领导小组”下设“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治理委员会”,并且建立多元主体协商机制,加深公民和民间组织的参与度;二是在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协调机制上,要建立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引入市场机制;三是在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制度保障机制上,要完善流域环境协同治理法律体系、构建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制约机制;四是在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的沟通交流机制上,要利用大数据技术,搭建数据中台,以此建立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完善联防联控机制。本文的创新之处表现为,首先,本文在协同治理理论、网络治理理论以及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从组织管理、利益协调、制度保障、沟通交流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一个相对完备的长江经济带流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内在机制。以往对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研究都从数据文本关联性、法律法规等单一机制做出的分析研究,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研究,本文改变了以往的单一治理视角,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构建了相对完备的内在机制。其次,本文在立足于长江经济带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结合政府、公民、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治理主体,从府际合作、多元治理、政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多维度、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改变了以往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中的研究主体相对狭窄的情况。在流域层面,尤其长江经济这种跨域的超大型流域来说,需要将多元治理主体结合起来思考,不能单纯局限于政府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