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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是人类最为基本的消费品,因而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不但是人们日常生活以及媒体关注的焦点,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蔬菜作为农产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格稳定与否对一个地区农业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着重要的影响,一直是世界各国农业宏观管理的重要问题之一。无论从蔬菜的产量还是消费量来看,我国都已成为世界上名符其实的蔬菜第一大国——2007年我国蔬菜的人均占有量就达到了420多公斤,远超过世界人均105公斤的水平;我国蔬菜的日人均消费量达到了270克,大幅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蔬菜消费水平(印度、巴西、俄国、美国和日本分别仅为68克、46克、114克、127克和104克)。因此,蔬菜在我国人民生活中占据着更加重要的位置,蔬菜价格的波动对我国居民生活有着更直接的影响。聚焦于蔬菜价格波动成因分析,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剖析出不同产品属性蔬菜价格波动的特征及其价格对气温敏感度的大小,从而为我国今后量化调控蔬菜价格,建立蔬菜价格风险预警机制,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支持。 本文在对蔬菜价格集中趋势、离散趋势、分布特征和波动周期统计描述的基础上,在理论层面,从农产品特殊的产品属性——生产非连续性(自然生产非连续性和经济生产非连续性)、地域分散性(数量型和品质型)、产量弱可控性、易腐性和需求刚性入手,分析这些属性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并将这些属性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以农产品市场均衡理论、“蛛网模型”和“性价比原理”为基本理论框架,重点分析易腐性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理论推导结果显示,在一个产品生命周期内,生产非连续性、地域分散性和易腐性会加大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程度。农产品自然生产的非连续性,会导致自然要素投入成本的非连续性,再加上由易腐性引致的较高的储藏与运输成本,使得非当季农产品的供给成本与当季农产品的供给成本之差,与一般商品相比有更大的差异。数量型地域分散性和品质型地域分散性,都会导致农产品供给成本的增加。其中,数量型地域分散性会导致农产品的采集成本增加,而品质型地域分散性会导致农产品的流通成本增加。根据“性价比原理”,在产品的一个销售周期之内,易腐性会加大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幅度。 而在产品跨周期区间,产量弱可控性和需求刚性会加大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程度,而易腐性会削弱这种波动程度。农产品的生产受自然环境各种复杂要素的影响较大并且这些自然要素的可控性较低且变化的规则性较差,因而导致农产品最终产出量的波动程度较高,下一期产量的可控性相对较弱。因为商品的产量是价格变量的单调函数,因而农产品的产量弱可控性,将会加大跨期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通过经典的蛛网模型推导,作为人类生活必需品的农产品所具有的需求刚性,会加大跨期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幅度。引入易腐性参数后的蛛网模型推导结果显示,无论是收购价格还是销售价格,易腐性都会降低它们的跨周期波动幅度。价格的波动幅度在同期的“产出量→供给量”和同期的“销售价格→收购价格”这两个环节有所减弱。其中,在同期的“产出量→供给量”这个环节中价格波动的减弱,是由易腐性引致的产品重量变化引起的。而在同期的“销售价格→收购价格”这个环节中价格波动的减弱,则是由易腐性引致的产品品质变化引起的。 在实证层面,本文抽出影响蔬菜价格自然属性当中的气温要素,构建蔬菜价格自回归分布滞后(ADL)模型,重点实证分析气温对蔬菜价格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总体来看,气温与蔬菜价格存在负相关关系。在一定的气温范围内,随着气温的下降,蔬菜价格会随着上升。反之亦然。气温与蔬菜价格的这种负相关关系,是通过气温对蔬菜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产量的影响体现出来的。而这些影响效应,都会导致蔬菜供给成本和供给量产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影响到蔬菜价格的波动方向与幅度。分类别来看,喜温性蔬菜的价格与气温反方向变动,而喜凉性蔬菜的价格与气温同方向变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气温对不同类别的蔬菜产量有不同的影响,进而对价格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蔬菜易腐性的强弱与蔬菜价格“气温效应”绝对值的大小正相关——蔬菜的易腐性越强,气温对蔬菜价格的影响程度就越高,蔬菜价格对气温的变动越敏感;蔬菜的易腐性越弱,气温对蔬菜价格的影响程度就越低,蔬菜价格对气温的变动越不敏感。易腐性对蔬菜流通成本的影响是其中的原因所在;对当期蔬菜价格有显著影响的气温滞后期的长短,与该种蔬菜生长期的长短明显正相关——蔬菜的生长期越长,对当期蔬菜价格有显著影响的气温的滞后期也就越长。这主要是因为气温对产量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时期。 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密切留意蔬菜产出地气温的变化。这当中包括三个层面——蔬菜生长当期气温的变化、前一生产周期(或去年同期)气温的变化,重点关注气温变动对易腐性较高的蔬菜品种价格可能造成的冲击。第二,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建立科学合理的蔬菜物流配送体系。第三,探索建立科学有效的蔬菜市场建设管理机制,减少批发零售环节费用。第四,完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