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问题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一方面国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鼓励居民家庭“增加财产性收入”,并且金融投资收益已成为中国家庭第二大收入来源,金融资产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另一方面我国家庭资产中不论是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配置都普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金融资产中储蓄等无风险金融资产过多、股票等风险金融资产较少且品种单一,实物资产中自有房产占比过高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考虑到自有房产比重过大与我国特殊的房地产市场整体环境有紧密的关联,房价的持续性单向上涨导致家庭出于居住和投资需求购置房产的热情都空前高涨,综合以上因素,更全面地、有区分性地了解住房资产对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2013年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首先对家庭住房资产拥有和占比情况以及家庭金融资产持有和构成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初步知悉中国家庭总资产中住房资产和金融资产的配置状况。随后以均值-方差效用模型从数理角度探索了股票最优配置份额与住房负担之间的关系,为设想现实情况下住房财务限制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非线性影响机制打下基础。最后在实证部分综合理论分析、统计分析以及模型分析,从现实的角度提出假设,并运用Tobit和OLS模型从住房增值和住房财务限制两大特征,更全面地验证了住房资产对家庭股票实际配置份额的具体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并通过区分出于居住和投资需求购房的家庭,揭示了两类家庭之间股票配置份额所受影响的差异。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第一,住房增值产生的正向“财富效应”和住房财务限制产生的先以正向“资产配置效应”为主导后以负向“挤出效应”为主导的影响机制普遍存在于所有拥有房产的家庭中;第二,投资需求家庭较消费需求家庭在股票的配置上对住房增值更不敏感,但是对住房财务限制具有更高的承受能力,对资产配置有更高的要求,因而“资产配置效应”更强;第三,住房贷款对家庭配置股票份额产生正向的投资杠杆效应,且投资需求家庭强于消费需求家庭。这一结论在引入了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替换了因变量测试稳定性问题后,均较为稳健。本文最后在对结论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