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两年以来，因为导师参与了《反垄断法》的立法咨询工作，需要找助手收集和整理相关资料，作者虽然百无一用，但因为曾专修过美国保险法，早年亦曾在国内外的保险律师事务所执业，对这个领域还算略知一二，因而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保险部分的反垄断材料收集工作。在此过程中，作者得以了解到国内官员、专家、学者、利益团体和一般民众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各种观点和议论，当中包括比较正式的研究成果，但也包括很多较随意的文章和媒体访谈录，甚至还有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议论。按照导师的指示，作者需要从这些资料中归纳总结出各界对于保险业需不需要反垄断这个问题的观点，以便提交给立法机关评估，也算是协助其“察民情、采民风”的意思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作者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其一是：不管什么背景、出身、地位和职业的人对反垄断问题都非常积极、踊跃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丝毫不担心自己的观点会显得外行、会遭人晒笑，足见垄断关乎所有人的切身利益，故而大家都渴望表达自己的诉求；而第二个现象则比较耐人寻味：习惯用大白话表达自己看法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坚决支持反垄断，支持在保险行业里反垄断，哪怕他们大部分人都无法准确地说出到底“垄断”的具体含义是什么；然而精英阶层当中却不少反对意见，而且论者言必称欧美，言之凿凿地说欧盟和美国都是在反垄断法中给予保险业豁免待遇的，谈吐之间还不乏感情色彩。姑且举一例为证：“美国最早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反垄断法律体系……但就在1945年3月9日，罗斯福总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签署了《麦卡伦-福尔格森法案》，美国保险业从此赢得了联邦反垄断法的适用豁免，并迎来了令人振奋的飞速发展。虽然围绕《麦卡伦-福尔格森法案》的争议从来没有中断，但迄今为止，所有废除该法案的努力均告失败。”<1>鉴于欧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也鉴于这两个经济体的反垄断法律体系最完善，言必称欧美没有什么不对的。然而既然要用别人的法律规定来为我们中国的立法工作指出方向，那最起码的要求应该是要把规定的前因后果和上下文说清楚、说完整吧?而且在对别人的法律下判断之前，至少也应该多看看人家自己是怎么下判断的吧?作者不才，不大清楚欧洲的反垄断法怎么规定，但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还算略通一二，可以大胆指出：上述评述既不完整，也不完全正确。首先，它提到的这部法律(按：总统签署以后就不再称“法案"，要改称“法律”了)之所以豁免保险业，最主要的考虑恰恰不是为了让保险公司免于进行竞争，反而是为了让中小型保险公司能通过联合定价来增强竞争力，以便和大型保险公司相抗衡。罗斯福总统的确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签署这部法律的(他于1945年4月12日逝世)，但签字的时候他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国会并不打算容许私人从事固定价格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但是国会愿意允许各州来积极地管理保险费率。”2换而言之，豁免不等于放任自流，而是要有前提的，即州必须对保险业进行积极的监管。其次，这部法律里还明确规定：保险业只是得到反托拉斯法的有限豁免，象联合抵制、强迫和胁迫这三种垄断行为仍然是要受到严格禁止的。再次，美国保险业飞速发展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得到了反托拉斯法的有限豁免，而是因为美国在战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而带动了保险业的兴旺；况且，早在十八世纪后期，美国保险业便已经经历过一次飞速发展，财富500强之内的大型保险公司很多都是在那个阶段完成了资本积累的，这和免于适用部分反垄断法没有关系。最后，废除这部法律的议案的确从来没有能通过国会表决，但每一次废法运动都迫使美国保险业放弃了一部分豁免特权，其中八十年代中的那一次运动甚至还迫使它们“自愿”摈弃了行业协会指导价的做法，而这正是当年它们寻求豁免待遇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已经无法保住自己最看重的垄断手段，这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豁免制度存在的意义了。这么复杂的前因后果，论者为什么不一一交代完整、而仅仅是截取其中一段呢?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对中美学者互相研究对方国情时的治学态度作比较时曾感叹过：“……美国对中国的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研究者的人数都大大超过中国对美国的研究。虽然说从新闻的角度上来讲，美国对中国的报道上存在一些偏差的地方，但它毕竟还是在很全面地研究，到中国来实地考察。而我们对美国的报道绝大多数还是源于美国人如何说美国……我们的学者又有多少深入到美国的社区去了解美国的民情，了解美国的某一个基金会、某一个公司的运作，深入研究美国的某一个思想库?作为第一手材料拿回来做第一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