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陆地边境线长达2.28万公里,同14个国家毗邻,边境线穿过的地区多为少数民族地区,其间分布着30多个跨界民族。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原生形态民族因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边界划分而分居不同的国家,却依然在共同的族源、毗邻的聚居地和同一的民族心理文化特征的联系下有着割不断的亲缘、地缘关系。在全球化背景和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格局下,原本处于国家边缘地区的跨界民族一跃成为对外开放前沿地区的积极参与者。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族与缅甸的克钦族是拥有共同历史渊源、共同语言文化的同一民族。景颇族处在德宏州“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黄金口岸”的地缘交界点上,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发展前沿,是我国当前提出的“一带一路”重要战略决策中构建孟中印缅经济带的重要参与力量。然而,由于跨界民族始终与国家间的关系纠缠在一起,人口的频繁流动、经济的深度互动、文化的同质性、政治上的关联性、社会问题上的渗透性①使得跨界民族也成为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与学术研究的热点。当今世界民族主义和西方霸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使得境内外景颇族共同的族源、语言文字和文化心理特征除了形成内外交往的优势以外,也成为了境外势力渗透、颠覆的途径,因此跨界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发展等内容也成为关涉国家文化安全及整体安全的一个影响因素。故笔者以景颇族的语言教育为个案,立足于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立场,深入边境场域中景颇族的语言教育现场,试图通过实地调查与文化生态学理论对景颇族语言教育系统整体进行解构与重构。通过对景颇族语言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与外部文化生态环境中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生态因子的关系,厘清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本身具有的维护文化安全的价值,形成对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战略的思考,为跨界民族的语言教育战略规划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证基础。本研究由绪论、正文和结论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涉及本研究的选题背景,阐释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梳理并分析已有研究取得的成绩与不足,并对本研究涉及到的文化安全、语言教育、跨界民族等核心概念进行阐释和限定,最后介绍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提出研究框架。正文部分的第一章从语言与文化共生共存的关系入手,在理论层面对语言教育与文化安全的关系进行了透视。首先阐明了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文化安全的内涵与特征,指出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传统文化安全、语言文字安全和教育体系安全四个方面。然后以语言与文化的共生共存的关系出发,说明语言在文化安全中的重要性。最后提出语言教育与文化安全之间在文化认同、文化传承、文化生态、文化交流和文化权利五个方面存在动态互构的关系,为后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以实地调查结果为依据,呈现景颇族年轻一代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学习途径和语言态度的现状,进而对景颇族以家庭、教会及其他形式开展的民间语言教育和正式的学校语言教育中的各组成要素进行现状描述。然后以文化安全为评判依据分析语言教育现状中存在的关涉文化安全的潜在不利条件,主要体现在景颇族年轻一代语言能力不平衡、景颇族家长在语言教育信念上存在犹疑不定的现象、教会民文培训中存在宗教及境外渗透的风险及学校双语教育开展不力四个方面。第三章对景颇族语言教育存在的外部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分析,重点对其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生态环境、语言文字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对景颇族语言教育的影响进行文化安全意义上的审视。其中政治经济地缘优势、国家的政策法规等为景颇族语言教育的实施与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而景颇族语言文字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存在诸多干扰甚至威胁语言教育存在与发展的不利条件和威胁因子,凸显了景颇族语言教育与文化安全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第四章从景颇族年轻一代语言教育内部现状及外部文化生态环境过渡到战略思考的层面。通过将语言视为“问题、资源、权利”的三种观念论证跨界民族语言教育上升至战略高度的必要性,然后进一步解析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战略作为维护文化安全的手段、基础和核心上体现出的内在文化安全价值。然后通过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战略目标体系的构建,提出语言教育战略的具体规划建议。最后的结论部分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在全球化背景及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下,处于特殊地缘关系中的跨界民族的语言教育具有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价值。第二,景颇族的文化主体性在所在国主流社会文化和境外同源民族文化、西方霸权文化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彰显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民族文字语言教育受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不断式微。景颇族语言教育内部及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存在各种问题,未能充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利益。第三,边境跨界民族聚居地区应着力推进以学校语言教育为主导的跨界民族语言教育战略,以提升我国面向周边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国内社会和跨界民族可持续稳定发展的文化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