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泽文是否忠实于原作。这与译本本身所负载的文化意义有关,故令研究多侧重于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的对比之上,也因此忽略了对译者行为及其背后动因的考察。本文在描写译学的大框架之下,以周领顺教授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为分析工具,以程乃姗The Joy Luck Club的中译本《喜福会》为研究范围,以形式和内容上的讨论为视角,细致分析程乃姗译本对语言特征处理以及她务实翻译的具体表现,总结其背后动因,强化以译者行为为中心的翻译批评视角。在The Joy Luck Club的四个中译本中,程乃姗2006年的译本《喜福会》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部。译者在译后感中说：“《喜福会》为了照顾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尽量保留原作的诙谐和美国式的幽默,在翻泽过程中,直译与编译相结合,特别各标题为译者所加,不是按照原文直译的。为令新版本的《喜福会》译文更流畅更忠实于原著,此次对全书的译文逐字逐句对照原文重新攥写、反复推敲和斟酌,力求做到合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并删除一些作者原为照顾不了解中国习俗的外国读者而做的一些注释。”(见程乃姗,2006)从笔者收集的数据来看,程乃姗2006年的译本是最流行的版本。程乃姗的翻译使中国读者能够清楚地体会到华侨和第二代华裔在美国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在东西方文化身份和价值观之问徘徊、游离的状态。正如译者说的“一直以来,我们对华侨和华人其实所知甚少,而且只简单以入籍与否来界定华侨和华裔的区分,或者,除非身临其境,我们是永远体会不到那如钟摆在东方和西方间游离和徘徊的困惑和失落……于是,萌出将此书介绍给中国读者之念。”(见程乃姗,2006)多年来,学界对于程乃姗翻译的《喜福会》褒贬有之,但大多认为在《喜福会》的众多泽本中,程乃姗的译笔堪称最佳。不过,研究界却很少通过对《喜福会》文本的分析透视译者的行为,对于在翻译时译者行为这一问题以及翻译发生时的社会背景、译者的翻译目的等问题更是鲜有讨论。译者行为研究是在描写译学的大框架下进行的。译者的本能及其语言性要求其对原文“求真”,而作为一个社会人,译者的社会性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又影响着他“求真”的程度。也就是说,社会大背景之下的译者会追求一定程度上的“务实”效果。置于周领顺教授的“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下审视,译者的行为或是偏向“原文／作者”一端,或是偏向“读者/社会”一端,其间会有多种渐变的状态。通过对该译本的分析发现,程乃姗在翻译The Joy Luck Club寸属于后者,表现为务实高于求真。从对原作语言特征的处理上,不难看出程乃姗所采取的一系列“务实”之举是靠近读者、靠近译语文化的社会(市场)务实行为。本文得出的结论是：从翻译行为的社会性角度讲,译者的职责不仅仅是忠实于原作,而是在清楚地认识到翻译活动复杂性的前提下将译作进行务实的传播。在此过程中译者会受到不同社会因素的制约,而这些制约因素决定了译者的“务实”程度。翻译是兼具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活动。因此,每一个译本都会带上特定的时代烙印以及译者个性的痕迹,决定了译作和原作在形式和内容上的距离。华裔文学作品具有其特殊的文化及文学内涵,而且目的语读者对这些内涵也相当熟悉。故译者根据目的语读者的审美要求和译作的可读性等市场因素而决定“求真”或“务实”的程度。本文共分5章：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并简单介绍小说The Joy Luck Club及其作者,最后提出预期解决的问题。第二章是文献回顾,介绍了国内外对《喜福会》中译本的研究现状。第三章为理论框架,回顾了翻译研究范式从规约向描写的转变,并重点介绍了描写译学理论,以及描写译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引出描写译学框架下的译者行为评价模式,同时介绍了一些基本概念。第四章介绍了译者程乃姗及其中译本,并分别从译者对语言特征的处理,即：对拼音、中国式英语句子以及方言和俚语的处理时所采取的务实之举进行客观描述,并对其背后的原因给予合理的解释。第五章是结论,并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