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与史学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分分合合，互浸互染，文与史在互相渗透中相互借鉴；在各自独立中相互比较，确认自己的特性。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思想，不应该忽视文与史如此紧密的联系。 中国史书虽然浩繁，史家虽然众多，但有意识，有目的对史学进行整理的，创建史学理论的，只有唐代的刘知几和清朝的章学诚。刘知几的《史通》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堪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相比，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刘知几的《史通》一起被誉为史学双璧。我们通过对他们的史学理论研究，分析其中所蕴涵的史学家文学理论思想，着眼于文，借助于史，可以起到“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的作用。 刘知几所著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第一次对唐以前的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和总结。我们以文艺美学的视角研究《史通》，发现刘知几鉴于魏晋文风的影响，非常反对以文入史，因此他很注重文史关系的辨析，从一个侧面也为文学的独立性作出了贡献。由于史书叙事的需要，《史通》中发展出先进的叙事理论，这在古代文论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贡献。特别是由于鉴别史料的需要，刘知几对小说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分类，成为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奠基人。 章学诚与其说是一位史学家、文论家，不如说是一位思想家。乾嘉学者为考据而考据，章学诚却在思考学术的意义何在。他通过从事“文史校雄”得出 “文史见道”的结论，将文、史、哲都结合到了一起，指向了最基本的社会生活，使文与史都有了哲学意义，也使哲学不流于空泛。因此，他站在“道”的高度论文议史，直指文心史意，能见前人及时人所未见之处。他还将校郁学的 “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引入文学，探讨文学流变，为研究文学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刘言史法，章谈史意。刘知几就史论史，侧重于历史文学方法论;章学诚从史推广开去，包揽文史，甚至囊括整个学术，侧重于历史文学性质论。通过对他们两人的文学思想理论研究，我们发现两人虽然同为史学家，但研究侧重点不一样，所处的层次不一样，两人正好互补。把他们的文学理论思想综合起来，正好可以建立一个立体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古代文论大致可以分为诗论和文论两个方面。由于小说等叙事文学长期被人们所轻视，古代的文论也是侧重于抒情文、议论文的文论，很少对叙事文作理论上的探讨，特别是明清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由史学理论发展出来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