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跨国公司为适应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开始加大对外研发的投资力度,掀起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全球化的浪潮。在此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最重要的海外研发基地。为深入探究跨国公司来华研发的动因和外溢情况,本文在文献综述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跨国公司在华研发的动因和外溢效应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实证分析。在动因方面,本文通过建立一元计量回归模型和多元计量回归模型,从经济环境、资源和政策的角度选取若干因素,考察跨国公司在我国研发的动机。研究结果证实,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越来越高的贸易开放水平、素质较高的科学研究人员以及较为完备的通讯基础设施等优势,是跨国公司来华研发的主要动因。此外,本文也得出了与现有研究不尽相同的观点,即高校学生数量、劳动力成本、消费水平和道路基础设施等因素对跨国公司来华研发的影响不显著。在外溢效应方面,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跨国公司FDI技术外溢的对数线性生产函数模型加以改进,将模型中FDI投入额这一变量替换为跨国公司在华研发的资金投入,期望更加有针对性的衡量跨国公司在华研发的外溢效应。使用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跨国公司在我国研发的外溢效应都为正,但是从东部到西部外溢效应逐渐减小。在已有模型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创造交互项分别衡量了贸易开放度、内外资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结构这三个变量对跨国公司研发外溢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外贸开放度对跨国公司研发的外溢效应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内外资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结构则限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的外溢。此外,除了可以定量分析的因素之外,也存在诸多消极因素影响跨国公司在华研发的外溢,例如,我国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和跨国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等。针对以上两方面的实证分析,本文最后从三个角度展开了关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的对策分析。一是针对跨国公司在华研发动因实证提出的“引致型”对策:二是针对跨国公司在华研发外溢效应实证提出的“汲取型”对策;三是在分析“引致型”对策和“汲取型”对策的基础上,提出了“自主型”对策,即鼓励本国企业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进行自主创新和海外研发投资。总之,跨国公司在我国研发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高额利润,而非为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完全依赖跨国公司研发的外溢,将会导致我国始终处于被动和附属的地位。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在与跨国公司的博弈中,趋利除弊,曲折前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增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再到主动进行“技术获取型海外研发投资”,将我国的创新水平推向更高的层次,切实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