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自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两次巨荡后，群雄并起，割据一方，尔虞我诈，彼此厮杀，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在此过程中，集团之间为了利益，抵巇捭阖，反复无常，斗争激烈。《三国志通俗演义》描述的汉末三国的情形与小说形成的元末明初的社会背景，其多元的社会形态与纵横思想盛行的战国颇多相似之处。因此到了汉末三国，纵横思潮便再次沉渣泛起，再次焕发蓬勃的生命力，甚而形成蔚为大观的态势。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都蒙上浓重的纵横色彩，这也必然在小说里留下显著的印记。纵横之士在演义里就化身为识时务的俊杰之士，这些俊杰身上具备了纵横家自为进取、争利求名、顺时乘势、藉权贵因、朝秦暮楚、崇计尚诈等一切特质。乱世尚纵横，俊杰能以一个积极的姿态投身现实，锐意进取，辩者驰说，智者应机，谋夫演略，武士奋威，量时揆宜，用取世资。本论文运用纵横学理论，以演义中的“俊杰”为视角，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究俊杰的纵横情怀及其文化底蕴。从环境角度关照俊杰的成才之路。钟会、诸葛恪尽管天资聪颖、家世优越，但缺乏成长的压力，最终功败垂成。即便处于同一环境，谨小慎微的曹丕在夺储之争得以战胜肆志纵情的曹植。然而，身处逆境下的曹操、司马懿却能百折不挠、意志坚韧，成就谋图霸国的事业。相较而言，早年的孙权受命危难之际，性格隐忍，能屈能伸；晚年却变得自以为而是，猜忌昏庸，亦是环境使然。从遇合角度透视俊杰择主之道、用人之术。袁术、袁绍失在有才而不能用，可见识人之难。陈宫、田丰以及沮授败在固守传统儒家价值观，抱残守缺，不识时务，可见一旦相从，中途改弦易辙便困难重重。曹操知人善任，以权术相驭，对荀彧是信任之则用，疑之则弃；对贾诩则因时不同该用则用，能用则用，能贤其才却未尽其才；唯有对郭嘉是不仅贤其才亦能尽其才。孙权任人唯才，意气相投，引得张纮至死不渝，推心置腹，纯情待之。刘备唯才是举，性情相契，庞统几经坎坷，终究得以有志长鸣。法正长期郁郁不得志，终于思得明主。从处理吴蜀关系反映出战术型、战略型俊杰之异。周瑜气量狭窄、目光短浅，囚刘备，取南郡，“赔了夫人又折兵”。吕蒙和陆逊力主夺荆州，不惜代价暗袭关羽，破坏吴蜀的统一战线，身为一世猛将的他们只知为主建功而缺乏长远的政略眼光。关羽刚而自矜，倨傲不逊，破坏“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遭到吴魏两面夹击而惨败。可知他们是能谋一时谋一域的战术家。鲁肃则不然，用心良苦，深谋远虑，他一贯坚持孙刘联盟的政治路线并身体力行维护和发展孙刘关系，可见他是一个谋万世谋全局的战略家。刘晔明智巧诈，洞察吴蜀关系，计谋狠辣独到，亦不愧为善使阴谋的战略家。而作为演义第一男主角的诸葛亮无疑是全书的灵魂，也是被神化的人物。他是贤相的典范，是智慧的化身，是卓越的战略家，一生功业彪炳，为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