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情况下,我国社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应对策略,有个体性的,也有有组织的,有自发的,也有体制性的。民众的食品安全应对举措正是信任缺失的功能替代品,反映了我国低社会信任度的特点,而这与我国社会转型阶段社会信任结构旧破而新未立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S市出现了以“菜团”和农夫“市集”为标志的安全食品行动。论文关注安全食品行动者针对食品的安全性得不到信任的情况,如何通过结成团体、成立组织,以自己的行动寻找到放心的食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碰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以及应该如何看待安全食品行动者们的行为。结论发现,行动者们通过独特的技术和人际运作方式能够建构信任,从而获得这样的食品,即寻找到信任缺失功能替代品,但是需要付出比较高昂的成本,因此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前景也并不十分明朗。但在结成团体和组织生产、获得安全食品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一种敢于面对公众检验和监督的姿态和气质,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形成了积极信任,具有中间团体的功能,这样的中间团体对于建构社会信任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安全食品行动的意义也许更多的不在于他们能否找到安全的食品、这一模式能否扩展和复制,而在于在这个行动的过程中生产出了公共性(菜团、市集自身的信任结构),生产出了这个社会稀缺的信任、生产出了社会。安全食品行动在国外均有较长的发展历史,虽然在中国刚刚出现,但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其发展的背后也存在不少的隐患。安全食品行动者多为中产身份,显示了食品安全风险分配的阶层不均等性特征。安全食品行动发送出的信号是丰富的：在国家力量还没有其他力量能与之抗衡时,“弱者”可以有哪些“武器”,民众有哪些表达的方式?安全食品行动者们的理念是否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无声反抗性质的思想意识?这会不会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向和一种新的路径,即从内在上来进行升华和超越?在市场中加入互惠,并在日常生活中裹挟和践行改良社会的理念,即日常生活的政治化,这是否是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我们是否应该对中产者意识和行动力对于社会改变的巨大潜力给予更多关注?结成团体进行行动、应对风险,这会不会是中国个体化之后再入嵌的一种可能性?若机会允许,笔者希望对北京的农夫市集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探究行动背后的文化和意识根源,从而对上述提出的问题有一个较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