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所确立的“三大改造”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其进程实际始于建国后,直至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告大规模改造已经结束,但其进程则可追索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三小”区分工作的结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对当时及往后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评价这一历史事件仍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经验,以湖北为范例,系统揭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根源、思想基础、现实必要性等问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既是对历史的负责,更对现实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具有借鉴意义。尤其对加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开辟更为开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仍有不少新的启迪。从背景来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长期认识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持绝对否定态度,而对其生产方式的认识则是变化不定的,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是根深蒂固的;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消灭私有制的一贯构想则是实行改造的理论根源,马克思提出了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消灭私有制,而中国共产党人对私有制的理解也必然导致改造的迅速到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一面的部分表现则从正反两方面推动了改造的迅速到来。中国共产党人用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构想,这一实践从建国初期到总路线颁布之前是成功的,而在总路线颁布之后则总体是成功的,也有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国家资本主义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出现的问题与不足不在于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理论本身。中国共产党迅速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毛泽东视察湖北及在湖北关于总路线精神的阐发,鼓舞了湖北人民,也有力地指导了湖北在改造中执行正确的改造政策,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总体上是按照稳步前进、自愿互利的原则推进。在改造中注重以发展生产力为导向推进改造、防止“左”的偏差、及时纠正过“左”行为,均使湖北社会主义改造呈现出自身的特点。1955年10月后,改造进入高潮,出现了与全国类似的问题,其中把“三小”人员错误地划定为资产阶级以及轻视改造后“三小”人员的出路,是改造中的重要问题。《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总体是正确的。改造推进了湖北工业化进程,奠定了湖北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湖北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形成了一大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改变了湖北的工业结构,其功绩不可低估。改造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平过渡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但改造中也确实存在“工作过急”、“步骤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但这些问题还不是对往后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最深远的影响在于排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消灭私有制与消灭所有形式的私有的含混不清、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在改造中还不突出,但在改造后却迅速显现出弊端,对资本主义的盲目排斥也使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走了“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对人的改造中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改造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人的改造方针总体是正确的,也取得了突出成效,它使我们赎买了一个阶级,而又未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但由于“宁左勿右”的思维,以及八届三中全会后夸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反右派斗争又导致了原工商业者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使中国失去了一个稳定社会的中间阶层。对于改造中及改造后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曾经给予了高度重视,曾在发展商品经济和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较好的探索,尤其是陈云在党的八大就改造中的问题、纠正的措施所作的报告具有代表性,可惜的是这些理论没有成为指导工作的方针,相反,由于八届三中全会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变化,使改造中隐含的问题更向“左”的方向发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开始对社会主义本质、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等深层次问题析,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此背景下,邓小平重新肯定了工商联及工商业人士的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纠正改造中的缺点与错误的努力,并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个体经济、民营经济逐步取得合法地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最强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