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依靠人力资本积累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如何在显著提高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的同时，提高不同阶层的收入流动性。在收入流动性传递机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教育或人力资本投资是收入传递和阶层固化的主要途径。然而，利用教育提高社会收入流动性有个前提，即不同阶层在享有教育资源机会上是公平的。现实中，个体和子代可以利用家庭已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增加教育资源的获得与积累，达到收入向上流动与阶层固化。在家庭背景因素影响下，“二代”现象与阶层固化、“寒门再难出贵子”等代际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虽然义务教育降低了不同阶层学龄儿童和少年在入学机会和入学意愿上的差异，但即使在假定入学机会均等的前提下，阶层差异也体现在学生的学业成就当中，家庭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子代对教育资源的选择而影响子代的学业成就。当前，家庭教育支出在基础教育领域已占到全部教育成本的1/3，不仅成为居民家庭支出的主要项目，而且在促进教育平等、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等方面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由于增加公共投入对人力资本分布的影响，取决于教育的公共投入与家庭支出之间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因此，要通过增加公共教育财政投入来提高我国的收入流动性，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公共教育投入增加，能否降低家庭校外教育动机？二是公共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支出谁更能提高人力资本？三是义务教育投入如何通过改变人力资本分布进而影响收入流动性？基于这三个问题，本文从教育路径传递的视角，将公共教育投入增加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作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分析当前公共教育投入与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关系的研究，公共教育投入与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在学生人力资本形成作用中的比较，以及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后的教育年限和公共教育投入变动对收入流动结果的影响，找出如何通过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改变教育在收入上的传递路径，来提高我国的收入流动性。　　在对文献的梳理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教育或人力资本投资是收入传递的主要机制，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收入阶层变动和相关系数法，对我国收入流动性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近几年的收入流动性下降了，并通过收入传递机制解释了当前收入流动性下降的原因。　　在研究城乡公共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支出的关系方面，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首先通过Probit方法研究公共教育投入对家庭校外教育参加率的影响，其次，考虑到公共教育投入和家庭教育支出同时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实际现状、教育政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两者可能具有内生性，先利用线性回归（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研究公共教育投入与城乡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再用heckman两步法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检验和进一步论述。发现公共教育投入增加，会促使农村家庭增加校外教育的参加率和支出，而对城市家庭的影响是“U”型的，即随着公共教育投入增加，城市家庭的校外教育参加率和支出先降低后升高。但在对城乡家庭进行的综合研究中，发现不论是对农村家庭的“互补”效应，还是对城市家庭先“替代”后“互补”的效应，都不再出现，而是先“互补”再“替代”进而再“互补”的三阶段变化关系，这种关系得到了不同行政级别下的检验。为此，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发现家庭的校外教育支出，实际上和学校的教学质量更相关，当学校教学质量较低时，家庭就会通过增加校外教育支出弥补公共教育的不足，而当学校教学质量趋近平均水平时，家庭就会降低校外教育支出；当教育水平较高时，家庭处于“培优”的目的，会提高校外教育支出，以增强子女获取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　　在研究城乡公共教育投入增加对教育结果公平性的影响方面，同样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首先考虑公共教育投入可能受教育均衡政策的影响，与学生的人力资本（以认知能力衡量）之间具有内生关系，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评估生均财政拨款对城乡学生认知能力的影响。其次是通过PSM方法分析家庭教育（参加校外不同类型学习班）对学生人力资本即认知能力提高上是否有效。最后是将家庭教育支出纳入公共教育投入研究框架，同时考虑家庭教育支出与学生认知能力的内生关系，通过IV-Oprobit方法厘清公共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支出分别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影响，并比较两者的大小，衡量家庭教育对教育结果的冲击，为公共教育投入增加在城乡教育结果公平性方面的作用进行评估。　　在对家庭校外教育对教育结果公平性冲击的研究中，本文发现参加校外补习班（主要是语文、数学、英语）和双补班（含主科与兴趣类）对城乡学生认知能力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其中，校外补习班对乡镇农村学校的学生提升作用更大，校外双补班对城市学校的学生影响更高，而增加家庭校外双补班支出只对城市七年级学生有效；生均财政拨款增加，对于城市和乡镇农村七年级学生的认知能力提升有积极作用，但对乡镇农村学生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更大；当参加校外补习班后，家庭增加补习支出，并不能提高乡镇农村学生的认知能力，反而具有负效应，对城市七年级学生的影响也不明显。家庭财富以及校外补习班质量的城乡差异，会使城乡学生的认知能力差距扩大；对于城市七年级学生，双补班支出增加的平均效应，达到生均财政拨款增加平均效应的49%，严重冲击了城乡间教育结果的公平。考虑到城市有17%的学生同时参加了补习班和兴趣班，而乡镇农村只有4%，这种冲击会更大，范围更广。　　在研究义务教育领域上的公共教育政策及财政投入对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方面，本文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数据，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以代内收入流动性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学生受教育年限和累积获得的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解释变量，以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作为外生的工具变量，以1970年9月前后十年出生的人群为研究样本，分析义务教育法的实施通过城乡居民教育年限和公共教育投入变动，对我国及城乡收入流动性指数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上升，会防止我国居民收入向下流动，特别是农村居民，但对城市居民的影响不明显；公共教育投入增加，能同时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向下流动趋势。对于农村居民，教育年限上升，改变了基础教育后的人力资本初始分布，而基础教育的回报率是相当高的。但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本就享受较好的基础教育，义务教育法实施后，扩张了基础教育的城市获得人群，使得城市居民的教育回报率相对降低了。教育年限的收入传递路径只对农村居民有效，城市居民收入变动主要依赖教育质量的提高。　　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1）加大国家对农村教育财政投入力度，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和学生人力资本差距。（2）在城市均衡公共教育投入，特别是增加地级市层面的教育投入，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负担，减缓城市人力资本投资上的竞争。（3）扩展校内教学供给边界，满足家庭和学生对于学习内容多样性的需求，破除“千校一面”问题。（4）明晰义务教育学校定位，改革教学评价体系，坚持办“合格”学校，提高办学标准，防止义务教育“精英化”。（5）高中阶段教育改革要综合考虑城乡差异，以免教育制度改革再次拉大城乡人力资本差距。（6）构建培训机构监管体系，整顿补习市场乱象。　　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点，在研究城乡的公共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时，并不是基于线性的整体性研究，而是考虑了家庭教育支出随着公共教育投入增加，可能呈现非线性的变化趋势。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论述了家庭教育支出实际上是受教育质量差异过大的影响，随着教育质量的逐步提高，家庭的校外教育支出整体上是先提高、再降低、最后又提高的三阶段变化。第二点，在研究公共教育投入对教育结果公平性方面的影响中，考虑了公共教育投入受教育均衡化战略的影响，与学生的人力资本现状具有内生关系，并在研究中进一步将家庭教育支出纳入分析框架。第三点，在研究公共教育对收入流动性方面影响的结论中，解释了现有文献中的收入流动性上升反而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问题的存在。即公共教育扩张，使教育年限对城市居民收入流动的作用失效，只有提高教育质量，才能提高城市收入向上的流动性。而教育年限和教育质量对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同时有效，这为当前教育政策的完善提供了新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