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离不开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自中国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寻求一种合理的外贸增长方式已成为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是，迄今为止，虽然针对外贸增长方式如何转变，理论界、政府主管部门都有许多看法和意见，但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机制机理、以及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得途径认识不够深入，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尚缺乏合理的指标和模型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使得研究缺乏完整性，难以有效地为决策提供依据。本文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回答了如下问题：　　 (1)如何建立外贸增长方式的一个评价体系，用于衡量各年的外贸增长方式多大程度上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多大程度上是集约型的增长方式？　　 (2)影响外贸增长方式演变的因素有哪些？　　 (3)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宏观经济有什么影响？　　 在第三章，本文提出了衡量外贸增长方式的一个评价体系，采用量化指标、结构指标、效益指标和可持续发展指标对外贸增长方式进行了多维度的刻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综合指标来对外贸增长方式进行了度量。本文的研究发现，在1998年附近，外贸增长方式出现了一次升级的跳跃。在对综合评价指标的归因分析中，我们发现，可持续指标具有最大的贡献度，其次是结构指标，再是量化指标，效益指标的贡献度最低。　　 在第四章，本文首先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提出了外贸增长方式的一些可能的影响因素：工资、资本、利率、劳动和汇率。在单位根和协整检验中发现，外贸增长方式和资本、工资、FDI、出口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和利率、就业、GDP和进口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在随后的VECM模型中，我们发现出口、汇率、进口和工资对外贸增长方式的作用在统计上都不是非常显著。而随后的Granger因果检验中，除发现资本和FDI是外贸增长方式的Granger原因以外，还发现外贸增长方式也是进出口、FDI、工资和汇率的Granger原因。　　 在第五章，本文构建了一个DSGE模型来说明外贸增长方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通过引入外贸部门，设定外贸部门的生产技术，以及引入相关参数的动态增长路径，对模型进行对数线性化和Calibration，本文发现，外贸增长方式的冲击会对经济造成不同的影响。当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多地体现技术进步发展的内在要求时，这种转变付出的代价较小，可以实现外贸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同步。当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多体现为一种宏观政策调控的工具时，短期内往往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本文主要的创新点在于：　　 (1)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引入出口部门，将外贸增长方式以参数化的方式引入该模型，并在该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外贸增长方式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在国内外研究中，这是第一次采用DSGE模型研究外贸增长方式的尝试，这是本文最重要的创新。　　 (2)本文在综合其他人提供的外贸增长方式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广东的外贸增长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弥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　　 (3)文献中对外贸增长方式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定性研究方面，而本文对影响广东省外贸增长方式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弥补了相关文献的空白。　　 本文可能存在的不足包括：　　 (1)由于我国在不同时期对进出口贸易额等指标的统计不同，部分指标的历史数据缺失，本文实证分析所用的数据时间长度略显不足，未对可能存在的渐进性的结构性变化进行很好的考虑，今后可以考虑采用马尔科夫机制转换模型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2)评价指标体系由于数据获取限制，有许多因素还未能纳入框架之内。若今后能获得更高质量数据，应考虑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进一步的扩充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