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政治制度和社会正常的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社会行为的失范使原来隐蔽的“裸官”腐败现象显现出来。近年来,一些典型的腐败案件中“裸官”贪腐的现象较为严重。自周蓬安用“裸体做官”一词来形容庞家钰案后,经过网络媒介的发酵,“裸体做官”被简称为“裸官”,进而流行开来,并逐步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09年9月,十七届中纪委四次全会公报中指出,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要把投资、住房、配偶及子女的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的管理,自此也表明了政府对“裸官”严格管理的决心。部门治理中某些“裸官”贪腐的生成主要源自理想信念的缺失、制度的不健全、与国际反腐势力的合作不足等多重因素的驱动。因此,有效防范“裸官”腐败现象,不仅要在机制上防腐反腐,更要在体制上防腐反腐,不断提高“裸官”腐败的预见性,提升“裸官”腐败的防范性,强化“裸官”腐败的控制性。本文包括引言和三个部分,其内容如下：引言对“裸官”监督这一选题的背景、意义、写作框架、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第一部分,对“裸官”的定义和分类进行了界定,并详细的分析了“裸官”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接着阐述了相关的理论基础,包括治理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以此学理为依据,可为后续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第二部分,以“裸官”张曙光的贪腐案作为个案研究,总结了“裸官”一些基本特征,并分析了“裸官”贪腐的主客观原因。第三部分,针对“裸官”监督和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了健全独立的监督实施体系、健全党政组织与监督部门相互支持的体系、强化巡视监督、完善财产申报制度等具体的措施。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视角创新。本文用“委托—代理”理论来研究我国“裸官”现象,为研究“裸官”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二是观点创新。对于“裸官”监督的研究,笔者提出了一些自己独到的观点。如关注中国传统官场文化对于“裸官”出现的影响,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于“裸官”现象形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