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区近郊不可避免地迈向城市化。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因征地而起的冲突早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当学者将目光主要集中在集体行动和上访事件时，不断上演的钉子户闹剧正悄然成为征地冲突中不可忽视的一种趋势，并呈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可以称为钉子户蔓延的现象何以可能，构成了理解和分析征地拆迁中农民行为逻辑、农民与政府关系的关键。　　发生在天津市城区近郊A镇的征地拆迁中的钉子户现象是这种现象的典型案例。本文以冲突理论为视角，利用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从微观层次解释A镇拆迁十年中钉子户为何越来越多。以冲突原因、发展过程、策略为行文脉络阐述钉子户的冲突起点以及发起冲突的形式和村委会的应对策略。村委会作为冲突另一方，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物质性资源与权威型资源大幅弱化，其应对策略表现为以恶除恶、连带及花钱买平安三种应对策略。在围绕征地拆迁而展开的双方冲突中，以争取利益为冲突起点的农民，如何在原本的钉子户的冲突事件中被影响成为一个又一个新的钉子户，形成了以钉子户为主要冲突形式的恶性循环怪圈。　　本文研究发现，农民成为钉子户从最开始的纯现实性冲突，到之后衍变为现实性冲突与情感冲突兼具的关键影响因素是基层治理手段的商品化。就被征地拆迁的钉子户而言，在表达其利益诉求时经常是“理直气壮”的，他们会习惯性的认为乡村权威有义务对其生存与生活负责，所以其诉求具有正当性。通过分析钉子户冲突行为背后的冲突实践及其话语，村委会每一次用于根治眼前冲突的“花钱买平安”的策略都加重了其他农民的被剥削感，从而形成了对村委会乃至基层政府的敌意。本文揭示钉子户蔓延的根本性原因在于，现代性与传统二者之间关于行动逻辑以及对行动的意义理解的冲突。不断经受现代化冲击的农民在其生活实践中还残留着被利益裹挟着的传统性碎片，这集中体现为钉子户为其行为自洽其说时所突出渲染的乡村道义。两种逻辑的冲突正在侵蚀国家权威，并有可能在随后的任何一次国家危机中不经意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