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这部小说由珍妮·凯丽和茅国权于1979年合译出版。自《围城》译本问世以来,众多学者对其进行多角度研究。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对译本进行总体评价,讨论“翻译的好不好”的问题;讨论“怎么译”的问题,即译文所使用的翻译策略;探讨“为什么这么译”的问题。多数研究探究的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很少涉及到翻译中的人际关系研究,探讨译者的道德和伦理选择倾向。本文从翻译伦理视角对珍妮·凯丽和茅国权的《围城》英译本进行分析,对译者的翻译伦理选择作深入研究。翻译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行为,是一项复杂的实践活动,涉及语言与文化、作者与译者、赞助人与读者等多方面的因素,其本身就是一种道德选择与判断,它需要各种伦理规范来处理翻译中所涉及的各种关系。20世纪80年代,法国翻译家贝尔曼(Berman)首先提出了翻译伦理,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Venuti)在翻译伦理基础上提出差异伦理,后来芬兰著名学者切斯特曼(Chesterman)对翻译伦理又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翻译伦理分为五种模式:“再现伦理”,即要求译者准确再现原作及原作者的意图,凸显翻译的真实与忠实;“服务伦理”,即要求翻译符合客户提出的要求,满足译者与委托人商定的目标;“交际伦理”,即译者要成为文化中间人,促进双方语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规范伦理”,即译者要符合目的语社会规范,满足目的语文化对译作的期待;“承诺伦理”,即要求译者要忠于自己的职业,永远追求卓越翻译。论文依据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利用《围城》隐喻译例,分析文本中译者的翻译策略,进而推断出译者面对他者文化时的道德判断和选择。研究分析后发现,译者依据再现伦理,主要采用再现原文隐喻的策略,来再现源语形象,忠实传递原作者的意图。译者依据服务伦理,主要采用的是扩展隐喻和隐喻转明喻的翻译策略,满足读者与委托人要求,最大程度上消除沟通上的阻碍,完成信息的传递和意义的表达。译者依据交际伦理,主要采用添加文外注释的策略,利用补充信息帮助目标读者接受具有中国文化蕴涵的特色表达,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译者依据基于规范的伦理,主要采用替代原隐喻形象的策略,将原文中的陌生化形象替换成目标语文化中的熟悉表达,满足西方读者文化心理和阅读习惯。承诺伦理强调译者为追求卓越翻译,可以灵活采用各种翻译策略。在对《围城》及其英译本隐喻翻译分析后发现,译者主要遵循的是再现伦理和承诺伦理。本文不再局限于微观的语言处理问题,而是更多关注文本背后译者的伦理选择,其本身就是一种道德选择与判断,这有效地分析了《围城》英译本成功的原因。研究结果可为翻译领域的学者们提供借鉴,进一步吸引学界对《围城》英译研究的密切关注,希冀能催生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