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严重冲击,在地域意义上将中国分割成国统区、沦陷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爆发造成人民流离失所,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的流亡。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导致了知识分子集体文化认同危机,在家国情怀的驱使下,知识分子纷纷走出书斋寻求报国之地,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得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得以重新确认,敌后的报刊成为学人报国的平台。而国统区、沦陷区和抗日根据地也形成了各自的媒介系统。其中,抗日根据地的媒介环境由中共的宣传系统和党报系统建构。晋察冀根据地作为中共创建的首个抗日根据地,其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作为创刊最早、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区党报是众多根据地党报的代表之一,在构建抗日根据地的舆论场域和政治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晋察冀日报》先后培养的新闻队伍达500多人,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晋察冀日报》报人群体。本文在考察晋察冀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舆论背景下,以《晋察冀日报》报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梳理该群体的聚合过程和发展脉络,重点考察该群体中涌现出的杰出报人。在中共党报体系之下,《晋察冀日报》报人由于社长邓拓个人力量的吸引、知识分子文化交往的推动以及战地报人军事报道的感染等原因,从兼职到专职、从非专业化到专业化的报人经历了革命再教育、“新闻学校”——报社培养、“燕赵风骨”精神传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共报人群体。建国后,该报人群体分赴各地开展党报系统或宣传部门的建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新闻事业在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等方面的走向。较同时期的其他中共报人,《晋察冀日报》报人的群体性影响更为显著；较自由主义报人群体,《晋察冀日报》报人群体又有本质不同。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文章的第一章,将《晋察冀日报》置于抗日战争华北战区的历史大背景下,考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在抗日根据地的舆论场域之下,分析《晋察冀日报》的媒介环境,并梳理《晋察冀日报》的发展沿革。第二部分即文章的第二章,从整体上描绘《晋察冀日报》报人群体的聚合过程。从组织化的首度聚集到报社结构化的定型,报人从只有3人成长为500多人；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报人队伍也由500多人精简到200多人；而后在张家口市办报时期,由于文艺队伍的加入,报人群体又增至700余人。在前后进出报社的近千人中,有30余位报人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报人群体的聚合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部分即文章的第三章,从对《晋察冀日报》报人群体进行细描,深入剖析报人群体的聚合原因、群体结构和群体特征。该报报人群体通过组织调配实现最初的聚集,而后由于社长邓拓的努力、文艺队伍的加入和副刊阵地的壮大,社内社外战地报人、军事战线与文化战线和地方通讯网组成了鲜明的群体结构,深入剖析发现,该报人群体在地缘、学缘等背景上也呈现出群体性特征。第四部分即文章的最后一章,将《晋察冀日报》报人群体置于中共新闻事业史的长河中,总结分析《晋察冀日报》报人群体的走向和影响,通过横向和纵向对比其他中共报人队伍,突出展现《晋察冀日报》报人群体所具有的精神内核,为当今报业发展提供镜鉴。本文将采用文献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总结归纳《晋察冀日报》报人群体的群体结构、群体特征和历史影响,考察这一群体在抗战语境下的身份确认,试图展现以邓拓为核心的《晋察冀日报》报人群体的精神内核,并将《晋察冀日报》报人群体置于历史坐标中,对《晋察冀日报》报人群体在中共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作出客观评判。